在不少法律界人士和受访学者看来，回望过去20年，无论是因真凶出现、利用DNA 技术彻底洗清的冤案，还是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的疑案，抑或是徘徊在再审程序中的悬案，在这些个案中，权利保障愈发成为纠正错案、监督司法的民意共识。 张飚认为，发现并纠正冤错案的办案人员若得不到肯定，对他们自身是一种埋没，也难以激励后来者。他建议，建立案件监督激励机制，让办案人员在审查监督纠正冤错案中获得成就感。

“人的一生，命运也好，灾祸也好，都无法避免。”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申诉，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复查。 历经两次一审、一次二审，法院均认定于建成有罪，判处其死缓。但被害人的尸体与作案工具从未出现，警方的解释是“被洪水带走了”。 那几年，他在报纸上看到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案件的报道，开始明白，现实中得以翻案的冤案，大多依靠“真凶现身”或“亡者归来”。

赵作海的平反有一个偶然因素——亡者归来。他的遭遇“推进了中国命案制度的改进，不再强求‘命案必破’，理论上会减少很多冤假错案”。 11年牢狱生涯切断了赵作海的社会化过程，那笔赔偿款也没给他换来安稳。他在人前活成“冤案受害者”，在人后像一个在原地转圈的老头。

只有真正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让违法办案人员承担责任，付出代价，才可能避免今后类似的冤案再次发生。

真凶现身，阻断了这一冤案变成铁案，但显然，冤案纠错不能建立在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上，而应基于对客观证据与正义的坚守。公检法三个环节，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到，冤案就不会发生。理想的状态，是每一个环节各司其职，敬畏天理，慎用手中的权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因与相亲对象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强奸坐牢3年的河北滦南人邸某，近日拿到了57万元国家赔偿。对邸某来说，冤案终于告一段落，但同时也证明，当初的有罪判决是错误的，是冤案。 从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该案一审判决看，判决书所列十多项证据，除女方的说法外，没有证据能证明双方发生性关系是违背女方意愿的。男方辩护律师提出了多项疑点，都没有被采纳。唐山市中院的再审宣布邸某无罪，充分证明当初的判决是错误的。 事实上，女性引诱男方发生性关系再以报警强奸威胁敲诈的“仙人跳”案件也不少见。日前最高检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一个犯罪团伙就让团伙中的未成年女性以假装醉酒、无处可去等借口引诱男性与其发生性关系，再敲诈勒索。该团伙在全国各地以同样的手段作案8起，其中4起共敲诈勒索23.7万元，实际获赃款8.7万元，还有3人被错误立案后拘留、逮捕。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回到邸某案，相关部门应该追查公检法三个环节中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办了错案，用纳税人的钱赔偿冤案受害人就了结，责任人却不用负任何责任，那“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就失去了意义。

“我的40岁生日是在狱中度过的，我对这一年并没有特殊的记忆，甚至不记得有‘四十不惑’这个说法。” 出狱之后他很快遇到更加棘手的问题：救命之恩，报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报完？

我总是告诉自己，写作才是终身志业，所谓“活着为了讲述”。 帮助李锦莲的老人们，秉持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知识分子传统。刘长相信，无论做记者还是律师，都在继承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