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司法策略内含的“权衡”逻辑，是对形式规则的明显“超越”，既不可能兼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和谐，甚至还有酿成冤错案件的现实风险。

在不少法律界人士和受访学者看来，回望过去20年，无论是因真凶出现、利用DNA 技术彻底洗清的冤案，还是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的疑案，抑或是徘徊在再审程序中的悬案，在这些个案中，权利保障愈发成为纠正错案、监督司法的民意共识。 张飚认为，发现并纠正冤错案的办案人员若得不到肯定，对他们自身是一种埋没，也难以激励后来者。他建议，建立案件监督激励机制，让办案人员在审查监督纠正冤错案中获得成就感。

宋王朝给予冤错案受害者的经济补偿只是一种惯例，并未形成正式制度，补偿也未标准化，而且通常都是以“赐”、“存恤”的名义发给，以表示这是政府的“恩惠”。

在一些重大案件中，关键证据“丢失”的现象比比皆是。“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证物的丢失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办案人员讲起这样的事情也是云淡风轻。”

如果聂树斌现在还活着，与王书金一起出现在法庭上，会是怎样的情景？被判死刑两天后即枪决，他完全没有任何辩白的机会。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复核程序如何能起到防范冤错案件作用，有学者提出，应坚持不设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