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办学多年，换过多个合作方，其中“准备最充分、了解最充分的就是致知”。 一位2020年进入一土的学生家长记得，申华章曾询问过他能否借钱给学校，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又提出，知不知道哪些家长可能有资金量借钱。 刘迎曾带着申华章与朝阳区教委领导一起开会。三个人的会开完，申华章却过来问“你刚刚跟他聊的什么？”

从蒲公英离开那天，我开始理解李一诺、申华章，还有很多创新学校创始人、家长们的想法。一所学校如何教育孩子，或许真的会为他们导向不同的人生。但对置身其中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个代价太大了。一土办学这些年，资金、场地、资质一直困扰着他们，蒲公英更是如此。

自2016年创校以来，一土在北京已经历了4次大规模搬家，换了5个主要的办学场地。但时至今日，困扰他们的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反倒又增添了新的更棘手的问题。 如要取得小学办学许可证，前提条件是拥有200米以上的环形跑道。李一诺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在北京有一个能建200米跑道的地儿，为什么要来办学校，肯定是做房地产项目去了。” 创新学校不仅面临课程、师资、家长协同等内部挑战，更重要的是遭遇外部监管的困境。“它们需要稳定的政策支持与监管。”

我在一个极其残酷的应试环境中成长起来，每月一次的考试、最晚能到凌晨的自习以及日复一日排名中艰难生长的同学情谊，让我质疑创新学校教育开放、自由的教育理念。 我也和学校里的老师分享了我中学母校的事。在问完所有问题后，老师们让我多讲讲我在母校的生活，因为这些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

12月4日上午8时许，邵东创新学校班主任老师滕某在办公室约谈学生龙某（男，18岁）及其家长时，被龙某持水果刀杀害。这已经是邵东两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杀师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