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日联手干预，让官方维持日元汇率的可信度有了提升，但导致日元趋势性走弱的四个因素依然存在。

四年来，建行营收增速首度转正，非息收入贡献提升是核心驱动因素。 零售贷款的资产质量依然承压，但趋势出现转圜。“零售领域的风险管控仍然是工作重点。”

传统的汇率定价逻辑已然改变，已从单纯的利差与贸易因素转向对国家财政健康、政策信用与地缘博弈能力的综合定价。 美元虽仍是硬通货，但其信用基石正被财政赤字与政策不确定性侵蚀；日元深陷“加息引爆债务、贬值加剧通胀”的致命拉扯，或成全球最大“灰犀牛”；欧元困于安全需求与财政纪律的制度博弈；人民币在外部压力下展现出内生的政策定力与供应链韧性。 2026年，汇率已不仅是货币的比价，更是大国财政根基与治理能力的实时记分牌。

10年间，富卫集团先后买下11家保险公司。并购是富卫集团发展历程中最鲜明的底色，一部富卫集团创业成长史就是一部并购史。 收购多采用控股方式，但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做加法，当不符合战略目标和资源整合原则时，就果断放弃。 联手顶尖投资机构，提升产品收益率；分红险为主要产品，可缓解不同利率环境下的利差损难题。 富卫股东结构呈现“李泽楷核心控制+国际资本赋能+高管员工持股”的三重特征，既保障战略决策效率，又通过顶级机构投资者增强资本实力，还能调动高管员工团队的主动性。

时隔十多年后，寿险业再次集体主动谋变，转向分红险，以应对日渐扩大的利差损。 与2024年年底相比，2025年一季度5家上市保险公司“排头兵”的保险代理人数量总体微降，但有企稳趋势。 寿险业处于“规模扩张型”周期后半段，目前面临由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带来的冲击，并非是寿险需求的消失。长期来看，产品结构优化有望成为寿险公司发展的胜负手。

在数轮大降息周期中，寿险预定利率或跟随调整，但节奏滞后，幅度亦小于市场利率，或未进行调整。俗称保险定价“慢反应”。 尽管不少寿险产品具备跨越利率周期的特性，但利差率损风险依然不可避免。寿险产品预定利率的市场化是关键。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进程快于寿险业，尤其是近三年。 海外各国应对利差损风险措施多元：创设新型产品，增加非保本型产品，将利率风险转嫁给投保人；建立动态利率调整机制，引入与国债收益率挂钩的标准评估利率引导保险公司；扩大全球投资。

“日元加息，美元降息，两者的利差缩小，于是先借走日元的投资者开始抛售资产抢购日元以还债。” 在借日元买入美股的同时，还要做空日元、赌其下跌，相当于给自己加足了杠杆，如果宏观政策发生变化，这条最拥挤的“赛道”极易发生踩踏事件。 上周五美国7月失业数据超预期下滑，触发了预警经济衰退的萨姆法则，引发市场恐慌。

工行总资产规模近44.7万亿元,占据中国银行业总资产逾1/10；工行总资产和净利润两项指标依然高于美国摩根大通，但总营收一项低于后者。 工行净息差为 1.61%，低于行业平均值。但2023年四季度，工行净息差较前三季收窄6个BP，收窄幅度小于前三季均值。 副行长姚明德列举了四项应对挑战的举措，其中包括畅通贷款利率向存款利率的联动传导机制，缓解利率非对称变化的影响。适时引导降低存款利率，减缓存贷款利差和息差收窄的幅度。

平安银行总行层面旧有的四大板块被拆解重构为六大板块。一级部门从45个减至32个。其中，自2012年“邵平时代”成立的平安银行旧有的事业部制组织架构已荡然无存。 随着能源行业不良率从2022年末的2.83%骤降至几乎为零，始自2014年事业部制改革对平安银行对公贷款质量带来的波动才基本重归平静。 总行要下1/3的部门，还要下1/3的干部，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上的人和每个下的人，都有一套公开的流程，这个流程是公开透明的，要经得起“下”的人询问和质询。 平安此次变阵更代表了银行业在利差降至历史新低和肩负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重任之下的历史性求变之切。

我国寿险产品预定利率高于10年期国债利率的现象普遍存在，寿险投资不得不调高风险偏好。在利率下行期，利差损风险尤为突出。 “保险”二字意味着保险业的主业应该是提供保障产品和服务。在承保端大幅亏损而单纯依靠投资获利，对寿险公司来说是本末倒置。 寿险公司应建立良好的资产负债匹配机制，优化产品结构，合理定价，将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率作为产品定价的约束，避免负债端和资产端脱节，从根本上管控利差损风险。这是寿险公司破除利差损的核心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