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母女关系是个蛮有意思的难题。今天，这个孩子虽然长大了，变成了大人，甚至变成六旬以上的老人，以及被很多养宠物的人视为老师的自然学专家，但我们的母女关系还是留在她孩童时代的框框里。 一个比我大三十八岁的瑞士音乐家，一个比我小九岁的英国研究生，他们竟然能合作做出如此荒谬的事儿，一起来决定不在场的第三位的前途，不可思议！

就这样，我被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保罗大部分时间都在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度过，而我则把精力投入到普林斯顿艺术史这个充满挑战的新世界里——研究已故艺术家的作品。我很快发现，清楚地证明赝品的存在需要大量地关注那些可怕的——但很少被注意的——事实。 那些古代文本所暗示的活生生的大自然氛围会构成巨大的寂静，由于当时存在于世的人数比较少，似乎主要是大自然宏伟的回荡，地平线的遥不可及所营造出的那种微凉的感觉。但是，我们审视的图像，往往包含各种明显的细节，更多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类活动感，物质的嘈杂琐碎将观者带入一个迥然不同的拥挤活跃的世界。

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一天的每一刹那，我的生命是怎么过的。事物不再是真实的，因为什么都不存在了。我所看到的都是固体的东西，但它们皆透明通风，只有时间压出了异常的重量。爱和快乐消失了。生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尽的虚空。

如此简单诚实，我获得了本宁顿学院将近全额的奖学金，进入了那所美国最自由的文理学院，进入了延续至今的生活：不断直接地提问，表达那些发自内心而非头脑的疑问，坚持亲身经历的生活，避免依赖谣言和他人言论的二手、三手生活模式。

我终于找到了爸爸，他一个人站在拥挤的人群中间，戴着眼镜，拄着拐杖，孤独地向我们挥手告别。这次我已经十五岁了，我以为我们明年应该会再次团圆。但那是个梦想，实际上我们那个小家庭永远不能再见了。我心底拥抱着的，比爱我自己生命更爱的小小的爸爸变成了岸上的小点，就这样消失在那庞大拥挤的人群中。

虽然口袋里没有一块钱再雇个轿子把我抬回牯岭，可我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愉快。于是马上兴奋地扛上自己的箱子，一步一步开心地爬上那几公里长的山径阶梯。至少有一两千个阶梯吧，可能像从沙坪坝南开中学爬回歌乐山家里那样多，花了愉快的五六个钟头爬完那些“爱的阶梯”，回到山上的秘密伙伴身边。

我反复思考着即将来临的危机，慢慢地，我正接近十二岁喽！迷醉于涂指甲油、玻璃长袜、美丽裙子以及男孩的年龄。请别把我拉进十二岁！啊，我多么怕变得像那些青春期的学姐们一样，她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丝毫没有意识到当时人类正在面对的更大、更广阔的世界，仿佛又一次战争即将来临。

刚从歌乐山到上海的那些日子，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会发现枕头完全湿透了，因为那些不停想念歌乐山而流下的泪水。我每晚梦见自己在恳求甚至乞求美国飞行员把我送回那遥远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松林覆盖的山脉栖息地。后来，随着贝多芬第六交响曲，我能够轻松地将自己带到一个不同的、更加平坦的森林庇护所，那里比歌乐山更幽暗、更凉爽，微风拂面，盛开着我从未见过的花朵，鸟儿在欢快自信的歌唱中跳跃着。

南开高中有位非常美丽聪明的学姐叫做张德万，她妈妈也是德国人，她爸爸张平群是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的。有一天张德万抓住我，对我说：“小虎啊，我俩都是有德国妈妈的，我们赛跑都会赢的。你来之前每次都是我赢。我已经赢了好几年了，得休息了，现在你来了，你就来赛跑吧。我只要看你赢，不要跟你比。你好好去替我们跑吧。”

1945年读五年级的我心里怀着紧迫的渴望：尽快穿上制服去当兵，要不然战争快打完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到山下沙坪坝的南开中学，那个童子军学校穿的是军人的制服，包括一条带有金属扣和一根长绳的宽皮带，肩带下有一顶军帽，以及一条一眼就能认出的童子军领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