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还是应当多管齐下，扎紧信息安全的篱笆，以法律手段打击人性中的贪欲，以制度建设防微杜渐。具体而言，在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时，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企业都应秉持“最小必要”原则，并尽到知情同意义务；而在保存与使用这些个人信息时，经手人的权限也应得到严格约束，减小泄露的可能性；最后，拥有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应建立技术性机制，抵御可能的“外部入侵”，尽到对个人信息的“安保”义务。

探索“铁饭碗编制”的“退出机制”，改革相应的管理方式，加大对于公职人员队伍的考核、奖惩、约束等制度建设，让公职人员权责相等，是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完善公务体系的。不仅如此，改革“铁饭碗”还是出于更迫在眉睫的需要，那就是减轻财政供养负担，避免人浮于事，用好公共预算，尽可能降低附着于“编制”上的“经济租”，同时取消过度管制、不当管制，释放市场与社会的活力。

要想真正维护外卖快递行业的交通安全、保障各方利益，权责相符好过权责失衡，正向激励好过以罚代管。公权力若想约束骑手遵守交规，增进公共交通安全利益，还应评估“交通安全码”的适法性，谨慎评估类似的准从业禁止制度是否合理。

这起事件再次显示，在现实中“借婚姻索取大额财物”的“彩礼纠纷”有不少已经涉嫌婚姻诈骗。一方面，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建设以约束这类现象；另一方面，公检法机关也应加大力度打击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让法律长出牙齿，震慑居心叵测的奸宄之徒，建立正向的循环，维护婚姻家庭价值观，保护各方在婚姻中的合法权益。

家委会的产生方式应当坚持“公正公平公开自愿”的原则。依据民主选举方式选出能够代表学生利益与家长意愿的家委会，而非校方或教师来“组阁”，其规模与成员分工也应有相应的章程约束。诸如本次事件中的“罚款”理应被彻底摒除在家委会的职权范围之外，其他事项也应建立书面的制度，让家委会真正成为家校沟通的桥梁。否则的话，家委会确实是一种“有不如无”的鸡肋。

从全球趋势看，要争取再全球化的最大可能。 中国则应重视制度性开放，破除GDP中心论，克服软预算约束，加快要素市场改革。 加快粤港澳、长三角等区域市场建设，融合发展需要突破性创新。

现行义务教育法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第27条）。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之下，一个班级出现被诸多家长认为难以忍受的“问题孩子”，初期只能忍，实在忍不了，就通过罢课、上访与上网发公开信等方式硬杠，以期通过舆论压力让“问题孩子”转学；如果实在赶不走，有门路的家长会考虑给自己孩子转学。

从整体上看，我国并案处理在缺乏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同时，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又存在层级较低、规定过于笼统等缺陷，致使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不仅权威性不足，可操作性也不强，这就难免会影响到并案处理后当事人的权益、对程序的选择以及办案的质量和时长等。 应该让并案处理更侧重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对巨型案件需要合理拆分，对办案期限进行严格约束，并且要给予当事人更多程序选择的空间。 （本文首发于2023年11月30日《南方周末》）

培育公益品牌越来越受到重视。调研发现，中国公益品牌建设依然存在资源约束、制度不完善、传播乏力等“老问题”，但部分公益机构的意识已经开始转变，积极拥抱新技术，并关注经验总结与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