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接诊未成年患者时，对其身份、工作收入的审查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医疗机构要不要看相关单位证明、纳税、社保（证明），目前没有相关规定”。 如果肖某某与女孩怀孕有关，涉事医院“要初步了解未成年人是否受到性侵害，是否需要强制报告”。

现在的“飞刀”机制，尽管并不“合规”，但其实以市场化的机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小城市的病人也能享受到大医院专家的专业治疗，专家利用专业技术和闲暇时间，得到了合理报酬，地方医院留住了病人，多了收入，本院医生也得到了与医疗专家交流学习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病人、专家和医院都受益，没有人的利益受损，这是一种帕累托优化。

医生“网红化”现象背后，既是新媒体时代医务人员主动争取专业话语权的体现，也折射出在医保与医院改革加剧行业竞争、收入压力增大的现实背景下，医生群体对职业发展路径与个人影响力构建的新探索。 然而，随着“网红”医生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传统以学历、毕业院校和学术成果等来界定医学专业性的标准正被重塑。“一位天天在拍摄视频的医生，可能一篇相关学术论文都未发表，也并不妨碍他受人信任。”当医学的“专业”遭遇流量的“专业”，谁主控方向、谁是支点、何为最终目的……选择不同，碰撞出的火花也因人而异。

一些医院明令禁止医生外出执业，理由之一是担心病人被分流到其他医院，影响收入。 “医院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医生到处飞，这很正常。”  出于自我保护，医生也会筛选“飞刀”病例。患者提出请院外专家执刀的要求后，管床医生会评估该患者家属是否“比较敏感”，容易挑刺，经济条件是否宽裕等。 为了在现阶段合法进行“飞刀”，有的机构预先办理齐全的诊疗营业资质，控股一家民营医院，专家均在这家医院注册多点执业，再由该医院派遣出去提供咨询服务。

唯一的不愉快发生在拍胸片时，需要一名家属留在放射室扶着杨阿姨。保姆耸耸肩，“我身体吃不消辐射的。”最后，王菊留在了杨阿姨身边。而这并不在陪诊师的服务范围之内。 “不是每个老人都了解医院的运作机制，有的老人连挂完号要签到都不知道。”预约挂号、付费、检查、取报告、打印凭证等环节都在拥抱信息化，许多挺过了智能手机关卡的老人此时频频受阻。 一位陪诊“导师”邀请南方周末记者加入他的知识付费社区，门槛价是79元，完整的陪诊课程则要一千多元，“学成以后可以去教别人，一天卖一个人，月收入轻松就突破2万了”。 “病人在送诊的过程中可能身体会出状况，陪诊师没有经过规范训练就会产生风险。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管理规范，或者法律合同来保证陪诊师自身的权利和责任。”

此次骗保主要手段包括串换和以次充好。串换即使用不能被医保报销的昂贵进口耗材，但记录为医保报销名录内的国产耗材，以次充好是用廉价耗材替换昂贵耗材，“两种手法都不算新颖”。 举报者之一为骨科耗材的供应商，亦有同济医院内部医护向上实名举报骨科的骗保行为。“之所以会如此严查、曝光，是因为举报者不依不饶，表示如果不给出结果，就要向更上层反映。” 基层医保机构监管大“三甲”医院时往往力有不逮。这既因为行政级别差异，也出于稳定地方医疗秩序和财政收入的必要。此次同济医院被通报，打破了部分医疗行业业内人士“刑不上大夫”的猜想。

国内90%以上种植体市场被“洋品牌”垄断，国产品牌在一二线城市几乎难觅踪影。“欧美大牌种植体每颗成本三五千，其中可能近1000元用于后期市场维护”， 花更多的钱去铺市场，品牌溢价也更高。 种牙好比买车，“人人都想买豪车，但不可能人人都开保时捷”。种牙想要降价，长远之计在于种植体国产化，但如何让市场接受是难题，前几年有医生直接说，“不想因为国产种植体砸了招牌”。 有报告指出，在专科医院中，口腔医院的人力成本占收入比例高达44.3%。刨去人力成本，真正决定口腔诊所净利润的是房租成本和市场营销费用，特别是一些民营口腔诊所的获客成本极高。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15日《南方周末》）

众多统计数据表明，二十年间，宿迁医改将濒临垮掉的医院救活过来，并缓解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这几年，宿迁的损失太大了。中央和江苏省政府向各地下拨了很多项目、经费，用于建设标准化县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但这些钱宿迁基本没拿到。” 在公立医院逐渐回归的宿迁，不少民营医院医生开始考虑回到体制内。事业编制和退休收入是公立医院最具诱惑力的优势。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24日《南方周末》）

博士生举报自己的导师“装一个（心脏）支架回扣一万元”一事终于查出了结果。据新华社报道，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向军日前被开除党籍。苏州大学纪委认定杨向军的主要违纪事实包括担任领导期间未如实申报个人收入情况，多次违规收受病人及家属赠送的红包、购物卡，多次收受药商的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之便为医疗耗材代理商谋取利益，收受好处费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所谓“药占比”，指的是药品费用在医院医疗总收入当中所占比例，被认为是衡量患者合理用药的“关键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