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把升学率作为重要的教育政绩，于是对学校为提高升学率违规补课，加以纵容。这些地方教育局，能认真对待学生对补课的举报吗？

学校组织补课分无偿与有偿，性质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无偿补课，那大概率学校与老师是出于公心，通过牺牲老师的休息时间，希望提高学生的成绩与升学率。但若是有偿补课，那就不好说了。某些老师，把课外有偿补课搞成了设租寻租：课内不好好讲，藏着掖着，学生没有学明白，然后把核心内容放在课外讲，学生要牺牲课外休息时间、家长要牺牲钱包内容物才能习得本来不需要额外花钱的知识。这是不对的。

某些家长对户籍制度、对高中与大学升学率的理解仍停留在过去。不错，高考一直是按省份分配名额的，但在绝大多数地方与城市几乎已经没有落户门槛、一线城市与中心城市也大幅度降低落户门槛的今天，这种心态就已经不合时宜了。哪怕确实是为了高中与大学的高升学率而入户本地，但只要合法合规，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中高职学校的升学率逐年上升，其中中职高达65%，而高职在20%-30%。东部省份一所职业学校智能制造学院的老师告诉我，他的学生参加专升本考试的比例高达70%。 我自己也走过了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道路，从本质上说，我跟追求升学的职校学生没有区别。 “再也不想打螺丝了”，是我遇到的参加过“顶岗实习”的职校学生的普遍心声。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看不到好的职业发展前途，只有抱着希望去追求升学改变命运了。

“升学率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对不同类型教育的歧视。”熊丙奇说，如果以普高升学率评价初中办学，就是认为职业学校低人一等。

“从‘分流’到‘分类’，再到‘协调’，强制性色彩逐步被淡化。保持适当的职普比仍有必要，但应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 现在中职、高职毕业生就业率数据中分别包含了60%、20%左右的升学率，如果挤出这些“水分”，职业学校的高就业率是一种表象。 例如，新职教法提出“国家采取措施，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具体如何实现？

“高中为了宣传，纷纷喊话自己的最高分，所以早期信息比较混乱，前两年甚至出现了三个学校都说自己出了状元的情况。” 清北招生组掌握全省高分学生排名往往是学生和老师之间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全省排名我自己都查不到，但他们（清北招生组）都知道”。 厦门市双十中学的老师杨安很支持“状元禁令”，她表示，如果真的能隐藏状元和升学率，那将在客观上平衡高中生源，缓解各校争夺生源的焦虑。 两天后，梁琪路过县城中学，发现自己的成绩和照片已经贴在大门口，她成为了两所中学的“优秀代表”。

不知是否受“衡水模式”的影响，我校新校区正在兴建，预计在我毕业后竣工。到那时，学校就必须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在此前基础上教学会更严格。当然，我对新校区升学率再创新高抱有极大期盼，但也不免对学弟学妹们的学习压力心生忧惧。

在集体围攻爆发前，监考人员已不断被殴打。对于外地老师们严格的监考，习惯了作弊的钟祥考生家长们表现出极度的不适应。在当地打造钟祥高考“教育名牌”的冲动下，考场纪律废弛历时已久，这个高考强县过去几年高考舞弊的泛滥，则是家长们今年愿意大规模砸钱作弊的背景。

北京市海淀区十一学校进行课程改革后，学生“接管”了校园，大部分时候校长的权力被“架空”了。老师的讲桌、讲台没了；老师的传统办公室没了；多年的行政班没了；传统的运动会没了……如今十一学校的升学率和高分学生人数稳居北京市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