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落网，给所有的人贩子敲响了丧钟，贩卖儿童的受害者不会停止寻亲、追凶，警方也不会放弃追查，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罪犯隐藏得多隐蔽，总有一天会被揪出，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加快对网络暴力立案处罚的速度，降低维权门槛，让施害者及时受到惩罚，才能把公平正义快速运送到受害者那里。

我们要重新审视的是，在协议离婚的情况下，如果存在家暴，还要不要适用离婚冷静期？ 一些典型案例里，在协议离婚过程中甚至离婚登记现场仍发生家暴或伤害行为。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协议离婚摆脱困境的家暴受害者而言，冷静期可能成为“风险期”。

当世界谈论委内瑞拉时，常常陷入一场看似深刻、实则简化的泛道德主义辩论。一方将其描绘为“乌托邦失败”的终极样本，指责其领导人用民粹主义摧毁了繁荣；另一方则将其叙述为“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受害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制裁是万恶之源。 然而，这两种叙事进入了同一种思维陷阱：它们都将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压缩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将责任归于单一的“好人”或“坏人”。这种审判尽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却无助于完整地理解悲剧为何发生，以及它为何难以终结。 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囚笼并非一日铸成：自然给了它丰厚的馈赠，也让它无法回避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命运。资源没有成为独立和富强的资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气，也锁死了它的发展路径。特殊的地缘区位，又使它在冷战和后冷战的宏大棋局中，被划入超级大国的利益版图，难以翻身。 委内瑞拉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关于政策或领导人对错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结构如何塑造命运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结构的限制中，委内瑞拉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每一步都难以走出结构限定的狭窄通道。无论是早期的依附，还是后来的觉醒与反抗，都未能让它摆脱最初的枷锁。每一次看似激进的转向，都不过是在牢笼内的一次转身；每一次对旧秩序的革命，都在无意中复制了旧秩序的逻辑。 委内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离答案更远了一点，但它带来的启示已经足够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个实体的建制或霸权，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枷锁。有时，比起短期内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松平常却日复一日、锲而不舍的流汗，或许才能为国运积累出真正的质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苏衍霈感到，随着2025年1月饥荒蔓延之后，加沙的儿童正在变得越来越麻木。“他们一直暴露在不同的恐惧里，受着各种各样的创伤，从一个地狱掉入了另一个地狱。最后变得没有情感，没有希望。” 性暴力在战乱背景下更加高发，原因之一在于个人的安全空间被战争打破。“现在他们（受害者）都住在帐篷里，与素不相识的人们挤在一起，更有可能暴露在风险中。而且由于流离失所，他们不像以前那样，身边总有家人的支持。” （本文首发于2026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息）

“开盒”只是手段，开盒者的目的往往是网暴。对于受害者而言，附加伤害常常大于开盒本身。 他们想要维权，但经常会有“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 （本文首发于2026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息）

在王星看来，自己的经历能影响更多人，让他们获得解救，回国与家人团聚，成了他2025年最大的安慰。但对自己而言，超越受害者的标签，不沉溺其中，才会让他继续向前。 （本文首发于2026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息）

这个案子最后这样判，它在涉家暴案件中应该也会是非常有影响力、非常典型的案例，会对未来类似案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需要公权力机关突破“家暴是家务事”“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观念。受害者平均被家暴35次才选择报警，可见受害者在其中会有多少纠结。 在近两年，不少家庭暴力案件都是罪轻化处理。公众担心“家庭”这把保护伞会弱化对这类恶性案件的处理。

饭圈群体“舆论连坐”与“恶意构陷”的行为已游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被无辜波及的第三方个人和企业有权声张自身权利，相关公共部门也有必要拿出举措，降低受害人的维权成本，简化维权程序，让受害者可以有更便捷的渠道获得司法救济，同时加大精神损害赔偿力度，加重对侮辱诽谤者的处罚，对造成恶劣影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饭圈文化制造的“链式连坐”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