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法律界人士和受访学者看来，回望过去20年，无论是因真凶出现、利用DNA 技术彻底洗清的冤案，还是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的疑案，抑或是徘徊在再审程序中的悬案，在这些个案中，权利保障愈发成为纠正错案、监督司法的民意共识。 张飚认为，发现并纠正冤错案的办案人员若得不到肯定，对他们自身是一种埋没，也难以激励后来者。他建议，建立案件监督激励机制，让办案人员在审查监督纠正冤错案中获得成就感。

评价“程序外辩护”，既要直面刑事司法的难点与痛点，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并予以区别对待，尤其要避免陷入机械主义的窠臼，以至于忽略大众源自“朴素正义观”的诉求。 “程序外辩护”也有其限度和边界，如不得捏造证据、不得泄露国家秘密、不得对案件事实进行歪曲等等。

一审和二审中被告人死亡的，如果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应判决被告人无罪。如果查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 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主动启动缺席审判程序，多出于纠正错案的目的，审理后宣告原案被告人无罪。 “真凶再现”型的错案平反是一种审判监督程序，与刑诉法297条缺席审理程序有很大不同。

北京市纪委监委群众来访接待大厅工作人员表示，办案单位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和材料，张金龙行贿的事实已经司法程序确认。莆田市相关部门也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莆田市纪检监察机关已就此事启动核实调查。

为何“白人男性性侵黑人女性的指控”可以靠着原告的口头证言与检察官的一己之私就得以进入司法程序？如果说“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那么本案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客观事实根本不存在”，检察官绕开证据就进行了有罪推定。在这个过程中，三名原告的合法权益就遭遇了粗暴践踏，陷入了实际意义上的“自证清白”陷阱。

一个现实的执法问题是，老人过了一定年纪，哪怕违法犯罪也不会被拘留收监，这本身就会造成一种激励，你扶了老人后对方冤枉你撞了他，哪怕你事后用证据自证清白，诬告在司法实践上对老人来说也往往没有什么后果。还有一种司法观念，认为老人年老体弱，是“弱势群体”，与所谓的“强势群体”发生纠纷，会不管是非曲直，而倾向于让后者承担责任，这种偏袒会激发人性之恶，事实上受到系统性偏袒的群体才是真正的强势群体。 这些问题才是亟待解决的。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之所以会成为问题，这些执法与司法实践上的系统性偏袒难辞其咎。

考虑到当庭毁灭证据的行为有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泛滥的趋势，证据规则或应与时俱进地更新，当对当庭毁灭对方证据的行为有更明确且严厉的规定，不仅应该支持证据成立及对方主张成立，还可以直接判做出此种行为的当事人败诉。更进一步，对此种行为，可以考虑以妨害司法罪、扰乱法庭秩序罪直接入刑，以儆效尤，以维护司法的权威与尊严。

2003年全国首例原告胜诉的性骚扰案——“武汉市女教师何某诉上司盛某性骚扰案”就曾使用被告的品格证据。 在中国的性骚扰司法实践里，曾经有过运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尝试。不过，在绝大多数性骚扰诉讼中，依然是要求原告提供充分和直接的证据，否则就以“证据不足”驳回起诉或者判决败诉。

根据现有公开的证据，无法认定是陈某将小宇推下楼的，但他在坠楼前曾遭到陈某殴打则有监控录像。这样的不幸事件，其实并不鲜见。这些不到10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对那么小的弟弟妹妹下狠手，可能各有原因。但按照现行法律，除了要求家长对其进行严格管教之外，司法对这些未成年人的处罚则有严格规定。

同一起案件，检察院两次对有罪判决提起抗诉并不多见。 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感觉到，近年来，司法系统思路有较为明显的改变，对涉及防卫的案件，在审查批捕与起诉环节提出更高的事实与证据要求。 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涉正当防卫案不批捕187件，不起诉210件，而在201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48和54。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22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