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球都是哲学家，因为它代表宇宙，代表所有的美，代表所有的认识。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里直言，“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产生的效应”。“精神病”乃至“疯癫”是一种“建构”，这是历史社会学与心理学意义上的；而如果在现实中“精神病”也成了一种因利益驱动而建构的“生意”，这无异于以“疯癫”的名义嘲讽了文明。

写《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的三年间，宋明蔚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死亡是不容置喙的“戛然而止”，“不会因为这个人的生命力多么蓬勃，为了登山付出多少努力，或是列下的计划多精彩就网开一面。” 在户外媒体人马德民看来，书中一些人物的经历尽管发生于二十年前，却与今天关于轨道和旷野的讨论有所呼应。“比如严冬冬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其实可以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然后结婚生子、事业有成。但他没有选择这样的人生路径，而是遵从内心的召唤，走进登山。”

“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在翻译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作品时，首次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曾有意将其对这个词的解释用东北话译为“可以到处溜达”。

2024年11月13日，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离世，享年92岁。谷川俊太郎生于1931年12月，在战后崛起的日本当代诗人当中独树一帜，被誉为日本现代诗歌旗手，其作品在中国诗歌界也享有崇高声誉。他的父亲谷川彻三是日本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在日本，他被称为宇宙诗人、国民诗人和教科书诗人。他的一本诗选集重印五十多次，售出八十多万册，他创作的歌词和校歌每年版税高达八十多万美元。他用诗歌获得巨大收益，也用诗歌感动了无数读者，用童谣给孩子们带来无尽的欢乐。但早年，他曾受到诗坛的冷落，因为他不愿像那些孤芳自赏的诗人一样，将自己密闭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他更愿意为普通人写作，从未在乎过自己的作品发表在那些高雅诗人不屑一顾的“没有意义的”商业杂志上。 2013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谷川俊太郎，谈到诗歌的力量时他说：“诗歌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微小的。尽管微小，这种力量也应该保持。和电子一样，肉眼看不到小小的电子，但它会影响你的环境，诗歌也许就是这样……在当下，诗歌与经济、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不能相比的，但在历史长河里，再过100年、500年，也许诗歌的力量远远超过它们。”现重推旧文，纪念这位为普通人写作的诗人。

什么是“灵魂办公室”呢？德国哲学家都跟医生一样，开一种精神诊所。我也是。不过，我没有固定的地方。它是抽象的，是对话的，是写信的，是电话的，是一块儿散步聊天。

因常年锻炼而保持姣好身材的努斯鲍姆会身穿亮黄色套装、手拎设计师手袋出现在课堂上，与普通学者朴素低调的风格截然不同。 “我不认为任何严肃的哲学家会认为情感是一个女性话题，如果他们说出这样的话，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我不会去回应无知的人。我之所以从事我所做的研究，是因为我认为它是真实且重要的，不论它是否流行。”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当下，一些哲学家更进一步，他们认为，物理世界是建立在数学结构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宇宙不仅是由数学解释的，而且它本质上就是数学。如果空间、物质、能量的最底层，除了数学属性之外没有任何属性，某种程度上，数学就组成了我们的世界。那么，反过来，用AI去探索世界，甚至用AI去构建一个虚拟世界，并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去探索我们自己的世界，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当一个人想要借由哲学解决问题、找到答案，大概率要失败而返。 过去只有大人物才有“我是谁”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平头百姓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在于内心。“生产线上，我可以被别人替代，甚至被AI替代，但我有很多‘只属于我的独特感受’，这些感受无法被替代。”陈嘉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