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里直言，“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产生的效应”。“精神病”乃至“疯癫”是一种“建构”，这是历史社会学与心理学意义上的；而如果在现实中“精神病”也成了一种因利益驱动而建构的“生意”，这无异于以“疯癫”的名义嘲讽了文明。

写《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的三年间，宋明蔚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死亡是不容置喙的“戛然而止”，“不会因为这个人的生命力多么蓬勃，为了登山付出多少努力，或是列下的计划多精彩就网开一面。” 在户外媒体人马德民看来，书中一些人物的经历尽管发生于二十年前，却与今天关于轨道和旷野的讨论有所呼应。“比如严冬冬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其实可以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然后结婚生子、事业有成。但他没有选择这样的人生路径，而是遵从内心的召唤，走进登山。”

“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在翻译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作品时，首次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曾有意将其对这个词的解释用东北话译为“可以到处溜达”。

2024年11月13日，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离世，享年92岁。谷川俊太郎生于1931年12月，在战后崛起的日本当代诗人当中独树一帜，被誉为日本现代诗歌旗手，其作品在中国诗歌界也享有崇高声誉。他的父亲谷川彻三是日本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在日本，他被称为宇宙诗人、国民诗人和教科书诗人。他的一本诗选集重印五十多次，售出八十多万册，他创作的歌词和校歌每年版税高达八十多万美元。他用诗歌获得巨大收益，也用诗歌感动了无数读者，用童谣给孩子们带来无尽的欢乐。但早年，他曾受到诗坛的冷落，因为他不愿像那些孤芳自赏的诗人一样，将自己密闭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他更愿意为普通人写作，从未在乎过自己的作品发表在那些高雅诗人不屑一顾的“没有意义的”商业杂志上。 2013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谷川俊太郎，谈到诗歌的力量时他说：“诗歌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微小的。尽管微小，这种力量也应该保持。和电子一样，肉眼看不到小小的电子，但它会影响你的环境，诗歌也许就是这样……在当下，诗歌与经济、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不能相比的，但在历史长河里，再过100年、500年，也许诗歌的力量远远超过它们。”现重推旧文，纪念这位为普通人写作的诗人。

什么是“灵魂办公室”呢？德国哲学家都跟医生一样，开一种精神诊所。我也是。不过，我没有固定的地方。它是抽象的，是对话的，是写信的，是电话的，是一块儿散步聊天。

因常年锻炼而保持姣好身材的努斯鲍姆会身穿亮黄色套装、手拎设计师手袋出现在课堂上，与普通学者朴素低调的风格截然不同。 “我不认为任何严肃的哲学家会认为情感是一个女性话题，如果他们说出这样的话，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我不会去回应无知的人。我之所以从事我所做的研究，是因为我认为它是真实且重要的，不论它是否流行。”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当下，一些哲学家更进一步，他们认为，物理世界是建立在数学结构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宇宙不仅是由数学解释的，而且它本质上就是数学。如果空间、物质、能量的最底层，除了数学属性之外没有任何属性，某种程度上，数学就组成了我们的世界。那么，反过来，用AI去探索世界，甚至用AI去构建一个虚拟世界，并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去探索我们自己的世界，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当一个人想要借由哲学解决问题、找到答案，大概率要失败而返。 过去只有大人物才有“我是谁”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平头百姓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在于内心。“生产线上，我可以被别人替代，甚至被AI替代，但我有很多‘只属于我的独特感受’，这些感受无法被替代。”陈嘉映说。

因与相亲对象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强奸坐牢3年的河北滦南人邸某，近日拿到了57万元国家赔偿。对邸某来说，冤案终于告一段落，但同时也证明，当初的有罪判决是错误的，是冤案。 从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该案一审判决看，判决书所列十多项证据，除女方的说法外，没有证据能证明双方发生性关系是违背女方意愿的。男方辩护律师提出了多项疑点，都没有被采纳。唐山市中院的再审宣布邸某无罪，充分证明当初的判决是错误的。 事实上，女性引诱男方发生性关系再以报警强奸威胁敲诈的“仙人跳”案件也不少见。日前最高检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一个犯罪团伙就让团伙中的未成年女性以假装醉酒、无处可去等借口引诱男性与其发生性关系，再敲诈勒索。该团伙在全国各地以同样的手段作案8起，其中4起共敲诈勒索23.7万元，实际获赃款8.7万元，还有3人被错误立案后拘留、逮捕。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回到邸某案，相关部门应该追查公检法三个环节中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办了错案，用纳税人的钱赔偿冤案受害人就了结，责任人却不用负任何责任，那“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就失去了意义。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纵观“科技向善”“科技以人为本”“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这些著名概念，核心要义都是“技术不得作恶”：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虽已盗取了火种，但仍在呼吁一种能够通过自愿节制而使其权力不会导致人类灾难的技术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