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围绕周信芳在金钱、感情上斗智斗勇，周的苦恼焦虑时时在日记里流露。他这时候的嗓音如此之哑，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作为反证，周信芳的嗓音好转恰恰是在1935年与原配、福娘离异之后。

“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涌现了一大批民间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内容非常精彩……” “好了，你去叫别人写，那么你自己也要写对不对？”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银发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为老年人写回忆录成为一个不错的观察窗口。对于那些想为或正为老年人写回忆录的人们来说，价值感往往成为原始驱动力，但靠“温情”能持续下去吗？ 《南方人物周刊》对话多位写作者，踏入回忆录赛道的他们，各有自己的方法，写作能力、渠道客源甚至AI的加入，都成为一种竞争力。在这个尚不能称之为“行业”的小众赛道，同行试探、割韭菜的付费教学以及形形色色的“怪单”出没其间，一如诸多新兴行业的发展初期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历史记忆的最终目的在于让我们了解，面对苦难，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它们呈现出生命的韧性和智慧，才是更重要的。 五四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对中国传统那么强烈的、全盘性的批判，与他们在婚姻和家庭中感受到的巨大痛苦难以化解密切相关。

“冲突双方不都是深陷于自己的悲惨遭遇，而对另一方的遭遇却熟视无睹，甚至充满敌意吗？”

对于羞于表达感情的上一代人来说，纸张似乎比语言更容易接受。回忆录这种看似原始的方式，无意中成为了许多人理解父辈和祖辈的桥梁。 老人们告诉她，也许写出来的回忆录，子女们未必能从头到尾看完。

列宾在回忆录中多次写到托尔斯泰的笑容多么有感染力，但在他笔下，托尔斯泰没有一幅画像是带有笑容的，永远是一张严肃的、凝视的、内观而深邃的脸庞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刘禺生回忆录中颇多耳食之谈，李柏荣不加考证，就挪用到自己书中，以讹传讹，误导后人，让人啼笑皆非。

这种“不合适”现在却延续到马林的卸任生活。 默克尔退休后，为何选择读书和侍弄花草，这恰恰是最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开咨询公司有干政之嫌，而出版回忆录则有捞钱的不良名声。 阿德恩在壮年之际卸任，自然不会甘于寂寞，而为其心中的正义事业换一种方式奋斗也是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