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柯岚以中国法制史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了《红楼梦》中女性群像的悲剧意义。她将清代司法实践中对女性生命和意志的系统性漠视，与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女性命运相互对照，指出《红楼梦》除了家族兴衰、才子佳人的主题之外，实则是一部深刻书写女性群体命运的时代之书，通过秦可卿、尤二姐、尤三姐、贾迎春等人物，揭示了清代女性以死求公道的结构性困境。柯岚认为，曹雪芹以文学之力记录并尊重这些被历史湮没的生命，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启蒙意义的文本之一。

感谢南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和几位优秀的作家同仁一起来分享我的创作感受。我在大学里教一门很冷门的课，叫中国法制史。我也是一个《红楼梦》的虔诚的读者。我阅读《红楼梦》的历史应该有30年以上。曾经有一度，红学出了什么学说，我都要去浏览一下。我沉迷在其中不能自拔。我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思考，这个《红楼梦》写的到底是曹家的故事，还是别的什么人家的故事。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开始在大学里边教中国法制史这门课。我翻阅了很多大清朝的司法判例和案卷。我看到了很多女性被害人的生命故事。有一天，我忽然觉醒了。我在那一天忽然意识到《红楼梦》不可能讲的是哪一家人的私人的体验，它也不可能仅仅是要描述几个少男少女的婚恋悲剧，它要讲的是一个大时代之下女性群体的命运。

降息优先派VS降准优先派：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当下，降准在2026年不必然是优先选项。对于修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而言，利率工具是更直接的选择；关注并维持基本的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主旨并非维护银行利润，而是守护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健性以及信贷供给的可持续性。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6%-7%）相对成熟经济体（通常低于3%）仍有下降空间。 要让货币政策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的田里，光放水不够，还得修好水渠；在经济修复过程中，货币政策输送流动性作为存活的氧气。经济机体的真正康复，仍需依赖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与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政策要避免“各唱各的调”，得抓住几个协同关键点。

电诈类犯罪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球蔓延，成为当前最突出的犯罪类型；二是犯罪群体国际化；三是作案手段不断升级，利用AI、虚拟货币、跨境换汇等新兴技术和金融工具；四是犯罪分子利用各国法律差异和信息不对称逃避打击，形成跨区域、跨链条的诈骗网络。

与“绩溪海棠案”相比，2025年“兰州海棠案”中涉案作者在牟利数额上明显减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社会治理面对的几乎永远是价值间的冲突。在保护某种价值的同时，必然会压制另一种价值。这要求我们在具体个案中，尽可能去寻找一种兼顾平衡的治理方案。” 福建省三明中院的郑建昆发表于《人民司法》的一篇文章，通过分析2013年到2018年底全国法院审结的241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件，他发现司法实践对该罪罪犯量刑处罚较轻。

美国法院能否真正制约总统的权力？ 政治博弈会影响最终的裁决结果吗？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