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土地在几十年的使用中从未被正式登记确权，不同时期的开荒、划拨、承包行为留下了交错的权利主张。 从实践看，许多长期存在的土地纠纷，最终能够得到缓解，往往不是因为多打了一场官司，而是因为政府重新梳理了历史情况，重新搭建了解决问题的平台。

由于省界调整，一些湖南人的宅基地位于如今的湖北境内，也有湖北人的地在湖南，交错形成了事实上的“飞地”。 两省的不动产登记系统并不互通。湖南华容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无法为石首的农房落宗，湖北石首也无法为户主户籍不在本地的办理登记。5年后，宅基地确权登记到了收尾阶段，也到了解决“疑难杂症”的时候。 处理此类事实上的“飞地”，在国内已有先例，但都是在省内。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开鲁县耕地面积从204万亩增加到399万亩。 面对新增耕地，如何平衡承包户、村集体与村民的利益？由村集体对新增耕地收取有偿使用费是开鲁县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工作确定的原则。 “收100块合理还是收200块合理，没有规定标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明看来，土地底数不明确，历史账目不清晰，国家层面也难以出台指导性的规范文件。

如果一个县政府就能随意出台文件，置农村土地承包法于不顾，肆意践踏土地承包方的权益，如果土地改良后地力增加，发包人就可以要求增加承包费甚至终止承包合同，收回承包地，请问，谁还敢承包土地并投入巨资对土地进行改良？再有承包土地的，也不会对土地进行改良了，只会用尽原本的地力，用完就走。如此，土地地力衰退，耕地枯竭，责任谁来承担？ 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充分保证权利人对财产的权属以及由此带来的收益，他们才会有信心有恒心，才能放心进行投入，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不仅仅适用于土地承包经营，也适用于一切的社会财富创造过程。

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研究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指导意见。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

陶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她小时候，畹町镇也能听到对岸的打仗声，“枪弹声就像放炮仗一样，打几声也就没了，今年确实是最激烈的一年”。 畹町镇政府一位值班人员说，政府大楼工作人员已经搬至相对安全的地方办公，只留下少数值班人员，因为大楼“正对面就是缅甸，有重大的安全隐患”。 战争爆发后，西瓜无法入境。瓜贩周峰分析，最受影响的要数瓜农。缅甸承包土地价格较低，每亩只需三四百元，因此在缅甸包地种西瓜的多是中国人。 在傣语中，畹町意为“太阳当顶的地方”。在陶菀的印象中，二三十年前的畹町繁华昌盛，后慢慢衰落。陶菀为小镇感到委屈，“之前三年疫情，现在又有这个战争”。

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平等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 然而，长期以来，对成员身份的认定一直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但没有规定对它的具体定义、形式，如何成立、运作、参与经济活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起草工作最初由农业农村部负责，后来为加快立法进程，由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牵头、在农业农村部工作基础上组织起草。

农业要发展，除了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更要尊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保护新型农业主体的利益，多服务、少干预。只有如此，才能有稳定的预期，才能吸引更多人、更多资金投入农业，投入农村。

尽管被人戏称为“地主”和“地主婆”，但在农忙时，刘水波夫妇干的活一点不比工人少。2023年麦收那几天，刘水波平均每天睡眠不足3小时，喉咙也哑了，吃了几天药。 由于投资太大，作为众人口中的“地主”，刘水波更像一位“佃农”，除了支付地租，还得偿还累积多年的债务。 有些自然灾害防不胜防。刘水波认为，假如2022年种了优质麦，亩产也像同学那样仅400斤的话，自己这一下就完了。 父亲刘芬方仍对包地充满信心。他打算5年之后让孙子“接班”，并在下一轮土地流转中将全村的地都包下来，这是他年轻时就有的梦想。

2013年我离家上大学，村子开始悄然变化，一点点褪去乡村面貌。变化主要围绕土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