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一半基金的投资者，盈利者占比超90%，即大部分基金实现“基金公司赚钱，基民也赚钱”的同步目标。 近两成基金的投资者中，盈利者占比不足50%，即近千只基金中，超半数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 长城基金旗下16只基金的盈利投资者占比不足20%。这类基金数量已接近其主动权益类基金总量的四分之一，占比之高居全市场首位。 德邦稳盈增长的投资者中，仅一成赚钱，基金管理费却同比增长超50倍。

科技板块指数暴涨时，名称中带“芯片”“半导体”的新基金批量登场，与硬科技相关的推文和海报亦铺天盖地；指数惨跌时，此类新基金立刻销声匿迹，相关宣发的喧嚣声迅速退潮。如，6月，科技板块涨至阶段顶峰，广发基金和富国基金等先发科普推文，再发售新基。 截至6月30日的行情高点，超八成科技类“翻倍基”，仍保持全面开放申购。 7月1日至8月17日的市场调整区间，重仓科技股“翻倍基”平均收益率约为-43%，回撤在市场平均水平的五倍以上。 2015年6月、2020年7月、2021年1月分别发售的“日光基”，三年收益率均值约为-4%、-13%、-37%。

2293只权益类基金七年收益翻倍者为1118只，占比近五成；1284只权益类基金十年收益为负者仅41只。 七年和十年收益率排名榜上，排名的两端，是十倍与腰斩的极大差距。 长跑胜者中，不以基金公司规模论英雄，亦不以单只基金规模论英雄。但仅一只基金规模超200亿元。这说明单只超大基金操作难度较大。 收益率后十名的基金几乎共享一组标签：中小基金公司、频繁换帅、基金规模“迷你”、策略不断颠覆。

“喝杯咖啡，马上知道味道。投顾一般则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市场周期，才能看出它的价值，因为短期之内市场上的噪音太多。” “犹如在医院，有实力的医生做手术，收取的费用却很低。这逻辑不通吧。” “基金投顾机构向基民收取了费用，应站在基民的立场上，基民的利益至上。如果还收取了基金公司的销售费用，就会站在基金公司的立场上，以销售为重。这就会产生利益冲突。” “当基金投顾来自基金公司时，应向客户讲清楚立场。更重要的是，基金投顾对基民基金收益的业绩评估，应由独立专业第三方来做。”

此次修订的核心逻辑，是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国企改革实践上升为法律。 国有资本收益可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国有资本可专项用于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核查，应通过公司法规定的途径，而不应具有动用类似公权力的手段。”

2026年开年至春节前提前结募的公募基金中，ETF占比超三成。这是历史上存款搬家入市从未出现过的现象。提前结募的22只ETF中，21只集中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车等行业主题。 投资者心态的成熟，是ETF爆发的加速器。“现在的客户确实变聪明了。他们不再迷信基金经理的超额收益能力，而是更倾向于通过宽基ETF获取市场的平均收益。这是一种‘躺平式’的投资。” “当所有人都买ETF，谁来做定价？如果定价功能从个股层面消失，ETF本身的定价也会失真。”这或许是工具化最深层的不确定性。 提取历史上与股市关联度最高的三轮存款搬家周期中的月度存款数据和股市交易数据，逐月比对后发现一个共同规律：居民存款加速搬家往往滞后于行情启动4—7个月，是股市上涨的结果而非原因。

美股科技巨头成就了大规模机构损益榜冠亚军，但美债和能源港股则拖累了大规模QDII型损益榜排名倒数第一和第二名。 与2024年一样，2025年中规模QDII型基金损益榜亦呈现出“得黄金者，能霸榜”的态势。 大中规模公募机构单位净值变化率和净量级尚未有明显规律，部分基金甚至出现3年期收益明显高于7年期的倒挂现象。 公募机构旗下QDII型基金在全球投资中获得超额收益的概率为50%，即一半概率。

与股票型基金损益榜中不少机构规模较大但排名靠后的情况迥异，部分超大规模公募机构在债券领域的投研实力较强。但各机构设定的业绩比较基准不一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监管机构正对此进行矫正。 在债基领域，不同专业背景的基金经理组成“双基金经理”甚至“三基金经理”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有效性已被一定程度印证。配置一定比例的权益类资产或具有权益属性的资产是胜出的秘诀之一。 从收益指标维度上看，大规模和中规模均呈现5年收益率最高，7年收益率次之，3年收益率最低的状态。

采用业内首创的超额收益净量级估值体系，以2018年三季度至2025年三季度长达7年28个季报数据为依据。测评时间段为3年、5年和7年的三个长周期维度。 旗下股票型基金符合测评条件的持牌公募机构共有60家，旗下共418只股票型基金。其中，符合大、中规模统计口径的机构分别为35家和25家。 大规模基金阵营中，排名靠后的公募机构呈现出“旗下基金数量多，整体收益水平不高”的现象。其中非货基规模排名第三的广发基金排名倒数第三。 “量少质优”是中规模股票型基金损益榜排名靠前机构的普遍特征；排名倒数第一和第三的光大保德信基金和新华基金则被旗下“双基金经理”模式基金的较差业绩所拖累。

对分红险收益上限做出约束，相当于给不具备分红能力的保险公司戴上“紧箍”。 监管部门传递出三个信息：收益必须匹配能力；风险必须管控，严禁透支资本金支付红利；分类分级管理，优胜劣汰。 按新规，理论上有46家寿险公司可不受“限高令”限制，拥有较高的分红水平自主决定权。 “分红险，谜一样的存在”。这是消费者对分红险的普遍感觉。主要原因在于分红险不是独立账户运作，没有类似基金经理的“分红精算师”的监督，导致分红险透明度和公平性成为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