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事件显示了当前高校教材管理、使用中存在“强买强卖”疑云，涉事高校理应尊重学生如何取得教材的自由。而在“如何取得教材”的问题之外，“如何选用教材”甚至是“如何更高效学习”恐怕才是更值得各大高校思考的问题。

先生的授课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她一生在国际各种名校授课，却从来没有讲稿，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今天的教师，没有教材，没有讲稿，没有教学进度表，如何在大学里待下去？

吉林大学的人权学，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人权学一级学科。 从人权法学到人权学，绝对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但当前国内只有人权法学教材，并没有一级学科意义上的“人权学”教材。 据何志鹏观察，国内人权研究者不超过100人，真正的人权学者可能还不足50人，“现在的人权学者们大多还是李步云、张文显等那一批在1990年代就开始进行人权研究的人，还有我们这些21世纪初受益于国际化潮流的新生代”。

曹君观察到，家长把现实中的考评数据量化得一清二楚，最后得出结论——“我也觉得争这几分没有意义，但我不得不做。” 杨玉翠给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教授孙晓天发了封邮件，列上了孩子的问题。收到回复后，她又把回复内容打印出来，发给学生，“你看，教授都回答了你的问题，你说你厉不厉害？”

国外教材的编写，需要直接面对读者和学生的挑剔，学生的选择直接决定了一本教材的成败。教材编写者得到来自市场反馈的信息更加直接和高效，迭代更新的速度也就更快。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9日《南方周末》）

日前，“清华大学将线性代数教材改为英文教材”，引发热议。刚刚参加完该课程期中考试的清华大学一名新生表示，她觉得这本教材“从内容上来说讲得通俗易懂，容易理解”。

毕业礼上校长致辞，体现着一个大学的传统和精神，甚至成为品读思索社会乃至国家发展方向的“教材”。

中国一所颇有名望的大学，出版了一部颇被看好的《日本史》，我请东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的教授来发表其个人的评价。由于是熟人，他也没有办法回避，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才说，相当于日本中小学教材的水平

大学新生才入学不久，就已经习惯紧握课件拥抱教材了，他们的大学教育，一开始就完蛋了。但这该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