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厂看到的很多人学历很高，从名校毕业，当他携带着一身经验进入大厂的时候，发现幻灭了，经验全部失效。我们拥有的经验、理想中想成为的人，跟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脱节了。” “大厂里没有坏人，但这个体系会把大家变成面目模糊、相似的人。”

城市中心的普惠型养老机构“一床难求”。 从业者普遍“高龄、低薪、低学历”，行业面临“有人干、没人会”的窘境。 当前老年人多为“未富先老”的一代，收入来源单一，持有资产多为房产，缺乏现金流支持。 大力发展“银发科技”，以技术红利弥补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压力。

王伯承分析，很多高校对教师有“非升即走”的考核机制，若无法在规定期限内产出成果，可能面临解聘风险；而一些学生攻读研究生的初衷更多是提升学历，并非出于科研兴趣，当其科研能力与进度无法达到导师设定的学术标准时，惩戒与反弹便容易发生，进而演变为冲突。

税女士并不符合当年的报考条件，能够报考成功，恐怕是弄虚作假的结果。任何人不能因为错误的行为而受益。她的成人高考成绩和此后的大专学习经历和大专学历，当然也不应该被承认。

当年轻人在接受相亲角大爷大妈的评头论足和质疑否定时，他们同样有对这种现象进行揭示和讽刺的权利。

梁鸿分析父亲的反应，或许与中国文化中对孩子主体性的轻视有关。“始终不相信我们的孩子是好的，不相信孩子是可以独立成人的。” 他们有些颇为早慧，能看透父母人生的某种工具性和无意义感。在她看来，相比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父母一辈也许才是真正的“空心病人”——他们普遍成长于学历的红利时代，通过教育获得社会地位，以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医生“网红化”现象背后，既是新媒体时代医务人员主动争取专业话语权的体现，也折射出在医保与医院改革加剧行业竞争、收入压力增大的现实背景下，医生群体对职业发展路径与个人影响力构建的新探索。 然而，随着“网红”医生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传统以学历、毕业院校和学术成果等来界定医学专业性的标准正被重塑。“一位天天在拍摄视频的医生，可能一篇相关学术论文都未发表，也并不妨碍他受人信任。”当医学的“专业”遭遇流量的“专业”，谁主控方向、谁是支点、何为最终目的……选择不同，碰撞出的火花也因人而异。

当真诚被视作“天真”，平等遭物质打破，安全成为“奢侈品”，对真诚、安全、平等的情感向往在现实中无处安放，技术便成了无奈之下的心灵寄托。相较于简单指责相关群体“逃避现实”，社会更应深度反思，为何纯粹的情感在彩礼、房贷、学历匹配的功利算计中变得稀缺？为何年轻人经营亲密关系的勇气，在怕付出、怕受伤、怕落空的集体焦虑中逐渐消退？

破除学历迷信的前提是维护公平公正，在阳光透明的基础上，不妨放宽公职人员招录的学历门槛，为社会选拔真正需要的公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