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的这本书让我们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原本应该给人带来解放的理性的启蒙，结果竟然导致个体陷于越来越多的控制，而且让人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感觉——为何会这样？

当特朗普将“是否同意我”公开设定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标准，这场人事更迭已超越技术官僚的常规交接。 哈塞特主张为政治目标激进降息，被视为对央行独立性的直接挑战；沃什寻求在规则框架内有限宽松，充当市场的“制度保险”，但其展现出与纯粹学者不同的政治精明，通过三张牌与特朗普建立了联结。 “主教练与球员”的比喻以一种过于直白的方式，触及了市场最深的恐惧：美联储的决策机制，是否正从“依赖数据”滑向“听命于人”。 法律程序上的提名与听证尚需时日，但市场的“听证会”早已开始。这场角逐的深远之处在于，它迫使全球资本重新计算一个根本变量：为美联储的独立性定价。

基层形式主义来源于官僚主义。 当前形式主义之泛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制度和技术，推行开来的。

我现在接手社区矫正工作不久，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来说情的。他们有的是兄弟单位领导，有的是顶头上司。现在中央正下大力气整治干部“四风”，我建议在整治“官僚主义”方面要下大力气，一定要出台可操作性强、规定具体有效惩治手段的制度来进行严厉整治。

中国国家层面的经济近代化，始于民国；而民国经济现代化的决策和实施，始于宋子文。作为一名接受过西方精英教育的高级技术官僚，他的梦想是把西方的金融、财政和政治制度植入落后的中国。

在晚年陈独秀看来，无产阶级的民主并非空洞的意识形态，而是包含着一些具体的民主制度要求，假如无产阶级只有革命，而缺乏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革命势必会滑向独裁。

两千余年帝制的中国始终是世界超级大国，这种所有权和责任分明，有效避免了政府成为一个与民争利，沦为剥削国民的利益集团，皇帝监督官僚的制度于此功不可没，因为它可以保证政策的长远性、持续性以及政治的制衡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