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结构来看，抗议的核心力量来自美国进步派左翼（The Progressive Left）。尤其是以Z世代和千禧一代为主的年轻选民，他们是反战的主力军，也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派政治遗产的继承者。 “现在的反战情绪‘深且硬’，它根植于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以及长达20年的战争创伤之中。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在国内政治上都极有可能是一场政治自杀。”

哈佛教授普克纳的《文化的故事》写于美国的“文化战争”期间。他说，“人们把左翼与右翼对立起来。但我也注意到，某些左翼和右翼人士的立场，在基于群体身份和财产的文化观上基本一致：右翼想加倍增强西方文化，而左翼想保护少数族裔文化。这两种立场都反对文化流通，反对文化融合。右翼认为这是对西方文化的淡化；左翼则认为这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挪用。” 普克纳表示，在他对AI的探索中，校长反馈“马基雅维利”聊天机器人在协助管理上“非常管用”，编辑反馈“蒙田”机器人跟他之前三年的心理咨询比“更有帮助”……但普克纳认为，并非所有AI与人的协作都起到积极作用。大型语言模型过于讨好用户，“我们正试图创造一个能真正辩论的对话机器人。也许，我们需要一点点对抗。”

特朗普正在系统性地重塑拉美政治版图。对左翼政权进行军事威胁、制裁最终达到更迭政权的效果。对右翼政权盟友，则拿着萝卜，通过金钱援助、特赦以及公开背书的方式，确保盟友政权的稳定。

美印通过接触交流与经济援助来扶持亲印亲西方政治力量，同时借助媒体与舆论弱化左翼政党的公众形象。这种持续的外部施压，给尼泊尔左翼政党生存与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

在特朗普带来的全球冲击下，西方世界整体向右转的趋势中出现了一股神奇的逆流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2022年12月马斯克在X平台说，《纽约时报》已经沦为“未经注册的左翼游说团体”（unregistered lobbying firm for far-left politicians），传统媒体的这种党派偏好在两年之后仍未改变。就在贝索斯宣布《华盛顿邮报》保持中立之后，该报的编辑部有多人辞职表达不满，还流失了20万订阅读者。这一现象既显示出美国传统媒体鲜明强烈的党派立场，也被选举结果证明其确实已经“不被信任”。

族裔细分的政策却在背道而驰，以官方政策为“身份政治”背书，以左翼意识形态强行划分哪些族裔“强势”、哪些族裔“弱势”，再划定哪些族裔应当受到优待与照顾，这一切都偏离了当初“平权运动”的初衷，强化而非消除族裔差异的后果，就是背弃了美国建国的宏大叙事，在各大种族与各个族裔之间建立更为细致的此疆彼界，制造族群之间的仇恨与对立，徒增美国社会的内耗。

智利在去除皮诺切特的影响时，并没有彻底与他撇清关系、一定要走向他的对立面。即便是中左翼的执政联盟上台，依然延续了原来的大部分经济政策，甚至是继续深化发展这些政策。 但是在阿根廷这边，原来推动改革的经济部长德奥斯1981年下台，新上任的经济部长随即改变了阿根廷的经济政策。2003年左派领导人基什内尔上台，全盘否定了1990年代推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路线，开始强调所谓的社会公平和公正，急于和原来的执政党撇清关系，而不是对原有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吸收。

贯穿全书的一个线索，就是近百年前菲茨杰拉德的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意在以她的教学经验与这部经典小说呼应，论证“金钱可以让生命变得耀眼、迷人、鲜活，却最终让年轻人陷入孤独与无爱”以及背后有关“阶层固化”“自由发展”的左翼叙事。但细审全书可知，作者的很多结论颇有可商榷之处。其实，只消将“富豪鸡娃”简单视为一项智力投资，就大可以平常心对待这种现象。

马丁·路德·金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曾经激情满怀地表示，希望有一天他的四个孩子在被评价时，评判的标准将不是他们的肤色而是他们的品行。这句话是如此地朴素、具备普世情怀，如今美国左翼政治正确操弄下的现实却是“就是要以肤色而非品行来评价一个人”。盖伊的学术诚信事关品行这个基本问题，却仍然似是而非地变成了一个“种族问题”或是“谁的政治正确更厉害”的问题，这也不啻为对马丁·路德·金梦想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