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只使用母语在老家生活时，恐怕很难将父母视为独立的‘人’。从孩子的立场，很难想象父母恋爱、恐惧或哭泣的模样。因为‘我是孩子，父母是父母’的角色分工在母语中已被固化。用母语来批判自己出生、成长的国度也很困难。虽然用母语批判故国的政治很容易，但要彻底批判那种文化根基里的价值观念就相当艰难了。” “我认为文学总是走在政治前面，因为现代文学正是始于个人对周遭社会产生的不适感。”

他在三十多岁时写道：“只有当她不在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我的自由对我来说一直比我的幸福更重要。”在五十多岁时写道：“现在我才明白，爱情与自由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制约，一个没有另一个是不可能的。”他善于刻画当代人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并在写婚姻生活的长篇小说 《七年》 中给时代下了份诊断书：“他们的道德想象偏向狭隘，但他们理解人性的弱点，准备原谅一切”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