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德角度，涉事男教师疑似与未成年女学生发生性关系，违反师德，应当开除；从法律角度，需要警方介入调查涉事男教师何时与女生发生性关系，以及具体交往中是否存在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反性骚扰仲裁庭至少有12名成员，分别是由司法和法律服务部现任成员担任的庭长和副庭长、至少5名有法律背景的人、至少5名在反性骚扰领域经验丰富的人。案件由3名成员组成小组审理，其中至少一名女性。” “你被某人盯上了、跟踪了，你认为自己不安全了，可能（将遭遇和感受）写在日记里。在民事法庭，日记是不管用的，但在反性骚扰仲裁庭，有可能被纳入考量。”

刘曼曼从未想过自己会败诉。“真的是我错了吗？是我拒绝得不够坚定，让别人觉得我在怎么样他，所以我活该被性骚扰是吗？” 马来西亚裁决书强调，性骚扰是接受者所感知到的行为，与骚扰者的意图无关。因此，肖明口中的对刘曼曼的喜爱之情“并不能赋予他以此种方式行事的权利”。

倘若诬告者可以“零成本”地进行公开的虚假指控，在事后又可以“美美隐身”，对承受极大痛苦的受害者无疑是极不公平的，也会持续构成负向激励，助长诬告之风。本案中，当事人肖某某有权依法请求司法救济，校方也有必要取消记过处分，洗刷当事人蒙受的不白之冤，还当事人一个公道。

韩江成名作《素食者》险些遭禁的遭遇，与韩国著名的支持本土文学的政府取态构成很大反讽。这次韩江获奖也被某些观察者视为“韩国35年外译政策的果实”，不过我想，这个外译政策的资源，在数年前还是严重倾斜向老诗人高银这样的男性名家身上的，直到高银被指控性骚扰事发。 创痛与祷告也许属于人类共有，但求救、疾呼的权利被允许与否的纠结，恐怕更属于女性的真实困境。作为强有力的写作者的韩江并非不能克服这困境，但她不轻言克服，她更擅长把历史嵌在遥远的背景前，衬托自己作为女身在压力下的微弱的抗力以及局限。

高校导师对研究生的性骚扰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它经常被当成一个校园里的道德纠纷来处理。在“师生关系”这层光晕的掩盖下，受害者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忍无可忍后绕过正常的维权渠道，拿着身份证拍实名举报视频，搞个大新闻。

据了解，国内至少有两所高校制定的反性骚扰规定，已通过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但最后未能发布。 在校园性骚扰防治上，目前的法律规定还不够细致。刘明辉说，应进一步明确高校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加强问责。

网络平台上，各方信息传播是不平衡的。虽然不是谁先上网谁有理，谁大声谁有理，然而，很多情况下，往往谁先发声，谁的声音就更大，“先发制人”一方的叙事，往往就成了强势的叙事，被大多数网民所知晓。而如果是后发声，即使有理，传播力也难以与“先声夺人”者相比。这一网络难题有必要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