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考虑将长护险做成个人账户，让参保人有意愿与动力用好这笔资金。除此之外，鼓励家庭照护，倡导个人及家庭养老，让社会化护理作为补充而非全解，方能补全老有所依的拼图。

“他是很多年的老司机了。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很惊讶。” 据村民称，孩子平时大多是包车上下学，因为许多家长都外出打工，孩子多为住校生，周一乘包车去上学，周五再乘车回家。 村民称，一辆面包车只能载七人，但附近的面包车都是拉十几个学生，学生只能站在车里。

在采访中，金暻铉偶尔会流露出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也许来自韩流“成功”背后的某种悲剧色彩——它是通过三代人牺牲部分本土性乃至主体性、近乎偏执地对标美国才换来的全球竞争力。他毫不讳言自己深深震撼于中国或日本文化中的那种“原创性”……

法律文化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柯岚以中国法制史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了《红楼梦》中女性群像的悲剧意义。她将清代司法实践中对女性生命和意志的系统性漠视，与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女性命运相互对照，指出《红楼梦》除了家族兴衰、才子佳人的主题之外，实则是一部深刻书写女性群体命运的时代之书，通过秦可卿、尤二姐、尤三姐、贾迎春等人物，揭示了清代女性以死求公道的结构性困境。柯岚认为，曹雪芹以文学之力记录并尊重这些被历史湮没的生命，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启蒙意义的文本之一。

感谢南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和几位优秀的作家同仁一起来分享我的创作感受。我在大学里教一门很冷门的课，叫中国法制史。我也是一个《红楼梦》的虔诚的读者。我阅读《红楼梦》的历史应该有30年以上。曾经有一度，红学出了什么学说，我都要去浏览一下。我沉迷在其中不能自拔。我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思考，这个《红楼梦》写的到底是曹家的故事，还是别的什么人家的故事。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开始在大学里边教中国法制史这门课。我翻阅了很多大清朝的司法判例和案卷。我看到了很多女性被害人的生命故事。有一天，我忽然觉醒了。我在那一天忽然意识到《红楼梦》不可能讲的是哪一家人的私人的体验，它也不可能仅仅是要描述几个少男少女的婚恋悲剧，它要讲的是一个大时代之下女性群体的命运。

加班熬夜带来的倦容、老板上司和项目进度的压力、同行同事的明争暗斗、上下班挤电梯挤地铁大堵车、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应酬的觥筹交错、缺乏锻炼、养家糊口以及为了面子的各种消费等等……这一切都在透支你的身体，让你体内已经紊乱的激素分泌和代谢系统更加不堪重负，加剧了发生悲剧的可能性。 有人说，我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总不能辞职不干吧？

当世界谈论委内瑞拉时，常常陷入一场看似深刻、实则简化的泛道德主义辩论。一方将其描绘为“乌托邦失败”的终极样本，指责其领导人用民粹主义摧毁了繁荣；另一方则将其叙述为“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受害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制裁是万恶之源。 然而，这两种叙事进入了同一种思维陷阱：它们都将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压缩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将责任归于单一的“好人”或“坏人”。这种审判尽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却无助于完整地理解悲剧为何发生，以及它为何难以终结。 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囚笼并非一日铸成：自然给了它丰厚的馈赠，也让它无法回避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命运。资源没有成为独立和富强的资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气，也锁死了它的发展路径。特殊的地缘区位，又使它在冷战和后冷战的宏大棋局中，被划入超级大国的利益版图，难以翻身。 委内瑞拉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关于政策或领导人对错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结构如何塑造命运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结构的限制中，委内瑞拉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每一步都难以走出结构限定的狭窄通道。无论是早期的依附，还是后来的觉醒与反抗，都未能让它摆脱最初的枷锁。每一次看似激进的转向，都不过是在牢笼内的一次转身；每一次对旧秩序的革命，都在无意中复制了旧秩序的逻辑。 委内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离答案更远了一点，但它带来的启示已经足够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个实体的建制或霸权，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枷锁。有时，比起短期内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松平常却日复一日、锲而不舍的流汗，或许才能为国运积累出真正的质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