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劲给肾友找事做，肾友就不好意思去别处透析了，这是谢强的小心思。一些送不出去的“老大难”，通过他开的缝纫工厂解决就业。 从四层车间下楼，走到二、三层透析间，50台透析机依次排列。每人的透析时段在车间排班表上已标注好，时间到了直接前往即可。 医保报销后，个人每月仅承担几百元透析费用；打工薪资虽不高，也能覆盖日常开销，甚至可以给孩子补贴一点。谢长辉觉得，日子还有盼头。

学者赵稀方认为，邵栋给香港文学提供了不同的东西，一是对香港的城市性、地方性有精彩的反映；二是不执着于在香港的立场，除了香港以外，南京、常州、台北，都会成为小说的背景。

“我只是想从个体的情感生活和际遇出发，去探求，年轻人面对的是什么？”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李浩然以为，包括“猪仔”，每人都能从贩运环节里获益，他从罗金桥的渠道离开，正是对方答应分他1万泰铢。 一位重庆家属说，15岁的孩子失联后，他才知孩子下过一个App“蝙蝠”，其中含有大量违法“挣大钱”的诱导信息。 当得知父母准备卖地赎人时，李浩然在微信里告诉父亲，“还不如不要救了，家里面困难”。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12个在东南亚失联孩子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共性是：来自欠发达地区农村，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外打工，不少孩子是单亲家庭。

在受调查的流动儿童中，56.8%的孩子是“城里娃”，“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当成城里娃来对待”。他们中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户口登记地乡镇的名字，所谓老家只是外界贴的标签，已难以或者根本不能回流。 魏佳羽访谈过一对贵州家长，夫妻俩都在浙江打工，三个孩子在老家上学。在学校有免费午餐，吃饭不怎么花钱。农村花销小，由于家庭困难，还有地方政府的补助。但如果把孩子带到浙江，尽管上学不用学费，但有了通勤的开支。在发达地区还想着给孩子补课、参加课后活动，不仅减少了享受的公共福利，还增加了开支，压力反而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