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近9500万。但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拥有专门抑郁症科室的医院通常集中在大城市，很多中小城市医院未必有良好的抑郁症解决方案。 虽然在科研上中国在抑郁症领域位居前列，可在实际的医院诊治中，很多医生完全跟不上科研进展。

“他的文字是忧伤的，他替人类社会担忧，但是他生活中并不是像抑郁症患者那样的人。” “为了维持自己想象中的那个理想国，他在中国从来不去高楼大厦，他拒绝去现代繁华的建筑，拒绝去购物中心，他怕让这些现代化的东西破坏他理想中的古代文化。”

作为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他研发了治疗重度抑郁症的神经调节疗法，并希望在有生之年彻底改变精神疾病的治疗格局，但他自己在事业的顶峰自杀了。

2025科创要闻No.35(9月1日-9月7日) 本期要闻轮值人 付烁畦

孤独或社会孤立的老年人，发生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症等慢性疾病的风险会显著上升。两者之间存在恶性循环。 在很多老人看来，承认孤独，就等于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的子女不孝顺。不承认，也就不会去找解决办法，很多时候就忍着。 医生不光要问老人饮食习惯好不好，也要问他是不是经常跟人交流。如果发现社会关系缺失，可以把他转介到社区医院、居委会。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监控画面显示，双方发生言语争执后，封某身后的一位长发女老师突然动手掌掴刘祥伟，对方并未还手。刘祥伟带的硕士生及在场的老师立刻围在封某身边，希望制止冲突。 刘祥伟课题组研一和研二的学生感觉压力太大，向学院投诉导师。 参加追悼会的一位2023届毕业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刘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从进入师门后，他对待我们像师兄一样，带我们一起做实验。”

现在仅有教育部门牵头的心理障碍、精神障碍的识别干预培训是不够的。医疗机构入校后，不仅能提升我们识别和干预的能力，还能促进家校和医疗部门的进一步合作，对家长进行科普培训，让家长配合做好孩子回家后的疏导和陪伴，陪孩子诊疗和干预，也能为家长提供专业咨询。

“我把自己视为中美关系的一座桥梁，也希望‘照护’能在两个国家、在全世界都得到更多关注，这样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或许会有所不同，会在许多方面互相支持。” 在凯博文的“道德生活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感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并基于这种感觉来生活；我们可以对困难或处在困难中的人做出回应，使我们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做好事。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危机与不确定性，但都在努力坚持某种道德性的行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如果过于习惯扮演某种‘人设’，我想人会逐渐变得难以直面真正的自我。” 日本精神科医生、学者斋藤环认为，“无论是‘现在的年轻人太脆弱了’还是‘新型抑郁症’，都根源自整个社会越来越强调‘沟通能力’和‘认同（连接）成瘾’的倾向。这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了社会认同上的分裂，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 “无论是单纯的自我肯定，还是自我否定，两者都未能真正做到与自我对话。与其努力提升‘自我肯定感’，不如把形成‘成熟的自恋’作为目标——包含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在内。形成‘成熟的自恋’，不仅需要重新审视自我，还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人建立深入的联系。”

“你告诉我情绪稳定是一件好事，就是否定我其他不稳定情绪的存在，这是不对的。情绪自由比情绪稳定更重要。” 她意识到，很多人需要把痛苦说出来，也需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是生病了，“只不过现在生病的是情绪，”张晗说，“不是在作，也不是矫情。” “我在片子里也好，或者我对抗抑郁症的过程也好，都是积极乐观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灵魂，我愿意让大家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