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斗焕、卢泰愚被审判，到李明博、朴槿惠被送进监狱，再到尹锡悦被弹劾——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转折，最后都是在法庭上发生的。这意味着司法系统很早就被嵌入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核心运作之中。 在政治对立相对缓和的情况下，公众通常更倾向于接受法院判决结果本身。但在高度极化的语境中，司法裁决更容易被置于政治框架之下，并伴随一定程度的阴谋论叙事。

山东省高院：孙乐姝犯罪动机并非特别恶劣，且能认罪悔罪，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但孙乐姝故意杀害自己两个未成年女儿，情节严重，依法对其限制减刑。

在不少法律界人士和受访学者看来，回望过去20年，无论是因真凶出现、利用DNA 技术彻底洗清的冤案，还是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的疑案，抑或是徘徊在再审程序中的悬案，在这些个案中，权利保障愈发成为纠正错案、监督司法的民意共识。 张飚认为，发现并纠正冤错案的办案人员若得不到肯定，对他们自身是一种埋没，也难以激励后来者。他建议，建立案件监督激励机制，让办案人员在审查监督纠正冤错案中获得成就感。

从轻是在法定刑范围内选择较轻的刑期，比如法定刑3-10 年，可以从轻判3年，但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刑。而特殊减轻制度中减轻处罚，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俗称“降档量刑”。 刑法中这条旨在保留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特殊减轻条款，在现实中却因重重因素制约成为“沉睡条款”。

当高速公路项目代表的公共利益与承包人的巨额经济利益碰撞，受到多方压力的地方政府“铤而走险”，站在了“公共利益”一方。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杨尚东：原审法院认定高速公路公司构成侵权，遵循的是“侵权—赔偿”逻辑，重审改判遵循的是“侵权—公共利益抗辩”逻辑。

2010年，公安部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的工作规定，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金标准”。但受访法律人士均表示，当时文件仅作为公安部内部文件下达，普通公众难以知晓。 新版枪标的核心草拟人曾公开表示，致伤和判刑是两码事，在量刑时应该根据具体案情，适当处理，不可量刑过重。 “‘历史时期’的案件是可以通过再审改判的。”事实上，亦有部分之前生效的仿真枪案的无期判决在两高批复后改判。

从当地媒体的报道来看，2021年“18年监禁”的判决刚下来时，死者父母“甚至听到了被告听到判决后释然的笑声”，他们从2018年至今也只得到了一名被告父亲的道歉；而在此次死刑判决下达之后，六名凶嫌“才真的面露胆怯与恐慌”“与初判时的面露微笑走出法庭大相径庭”。

在一位辩护律师看来，检察院没有抗诉，如果邢文龙不上诉，也就判个死缓。他上诉后却被改判死刑，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最高法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判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