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只使用母语在老家生活时，恐怕很难将父母视为独立的‘人’。从孩子的立场，很难想象父母恋爱、恐惧或哭泣的模样。因为‘我是孩子，父母是父母’的角色分工在母语中已被固化。用母语来批判自己出生、成长的国度也很困难。虽然用母语批判故国的政治很容易，但要彻底批判那种文化根基里的价值观念就相当艰难了。” “我认为文学总是走在政治前面，因为现代文学正是始于个人对周遭社会产生的不适感。”

“它从深层的民主危机中透露出选民对改善生存环境是何等地期待。” 绿党开始放弃暴力示威、武力阻止等激进的环保策略，极少提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制度性批判，而是采取了更温和的环保路线，并开始“抱团环保”，正改变着欧洲的政治版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9日《南方周末》）

老子的政治解决永远只能是大动荡、大萧条之后的过渡。《道德经》无法真正成为有长远意义的建设性的政治指南，而只能被当作一本批判性的著作，或是被人断章取义来利用。

1965年，越南北部永福省的省委书记金玉打破政治禁忌，在永福省推行合作社框架下的家庭承包制。金玉的改革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他本人却为此受到批判和党内处分，被迫放弃改革。直到差不多三十年后，越共中央才对已经过世的金玉重新评价，授予他胡志明勋章。

推动社会的改革与创新，仅凭激情和感觉是远远不够的。在政治与民众之间，需要一个充分发育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为社会决策提供专业、理性、客观、系统的理论支撑。

在中国思想界，很少有人像乔姆斯基那样，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人观念，推导出那么激进的社会政治安排，并对现实世界提出那么强烈的批判。

1962年至1963年“红学”再度大兴，其契机是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的系列活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政治形势又有所变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又开始大讲“阶级斗争”，各种大批判又在酝酿之中，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拟议中的纪念曹雪芹的大会胎死腹中。

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热潮中，批梁思成应该是中共高层的集体意见，其中毛泽东的看法至关重要。在一般情况下毛对梁是看重的，给予相当的礼遇。但是一旦梁思成竭力坚持的北京城市规划与毛泽东的发展愿景相冲突，毛的恼恨与不满也是相当明显的。

《百科全书》以科学理性精神，批判政治专制、宗教偏见和经院哲学。《弯曲的脊梁》一书从 “宣传”这个视角比较研究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在《欧洲精神》一书中，作者认为欧洲的未来无非走向两端，或者在仇恨和野蛮中沉沦，或者在哲学的精神中重生。

在中国思想界，很少有人像乔姆斯基那样，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人观念，推导出那么激进的社会政治安排，并对现实世界提出那么强烈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