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瑟》可解为一首七律版的“文赋”，以七言律诗的形式刻画文学创作的过程，与李商隐个人身世毫无关联。

越往后读越不对劲，开篇还是孤儿的女主居然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爸，我决定回家继承家业。” “我们抵制AI稿，就是抵制质量很差的稿子进入市场。如果用AI写出来有爆款文潜质的稿子，是不是AI也无所谓。” 即使有大纲，也不能证明文章就是自己写的，甚至“一个字一个字敲的过程中也没有办法证明是不是用了别的东西”。

写作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抛开作者长期的、自发的训练不说，那些徐徐拉开的画面，悦耳的词组，会呼吸的标点符号，都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质，有地缘性，暗含道德标准，彰显多层次、多价值的多元精神世界。

“当人们有了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文学也应该加以表现，从‘为触目惊心的污染’呐喊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叙述，我将这种转变概括为‘用一棵草、一只鸟的目光和心情打量世界、感知生命’。” “现在不是《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的时代了，工业文明时代下优秀的自然文学作品，已经无法用于解释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巨变。我认为当下的生态文学创作，应该更多关注高科技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命运的影响。”

人们创作小说，阅读小说，热度不减，反映的是文学创作活力和社会活跃度很高，这甚至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有关。

大江健三郎要突破西方世界对于日本空灵、轻盈的美学想象，他所表达的“暧昧的日本”，是一个被撕裂的日本：这里有沉重的历史，曾经充满暴力、血腥和非正义。文学创作之外，他也在社会活动中关心人类的命运。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认为，大江健三郎是极少数从正面拥护日本战后民主的人之一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西方汉学是一个旁观者角色，因为他们不能参与到我们的文学创作当中去。而日本汉学其实是一个参与者，日本人也使用汉字，所以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就有非常亲近的地方。”

（本文首发于2021年12月9日《南方周末》） 题记 这是最新发现的木心写给台湾旅法画家、评论家陈英德（1940-）、张弥弥（1943-）夫妇的一封长信，陆续作于1983年6月28日至1984年2月6日的大半年时间中。这封长信的字数多达八千余字，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最长的一通木心书简。以下节选作于1983年6月28日的部分。 陈英德和张弥弥是木心文学与艺术上的伯乐，木心不只一次带着感怀在作品中称誉他们是从巴黎飞来的一对“天使”。当年，在茫茫人海中虽只是偶然的相遇，陈氏夫妇便敏锐地觉察到木心人生际遇及文学、艺术风格的多重独特性，而对其青睐有加。关于这方面内容，这一通长信就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 在文学创作上，陈氏夫妇给予木心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影响。他们首先反复敦促木心恢复创作，使人生已步入晚景的木心重拾了写作的信心，并笃定前行。正如木心在信中坦陈的那样：“要做个听话的乖孩子……这是你俩播下的种籽，如果没有你们这一席临别赠言，我是再也不追这只文学的‘兔子’了。”又因为两位的倾力引介，木心才得以便捷地结识痖弦等台湾文学界人物，并顺利地开辟出自己最主要的发表与出版的园地，也才有了之后在台湾掀起的所谓“文学狂飙”。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信中所袒露出的木心彼时的心境和心态同样值得注意。振奋之中还有感激、反思，也有矛盾、困惑、惭惶与幽怨。在这些对朋友的真情流露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而丰满的木心。 感谢陈英德先生和张弥弥女士慷慨地提供了这些珍贵的书信。 【1983年6月28日】

“文学已死”的理由无非是作家“不务正业”,竟然“自甘堕落”地做起应试教育的培训老师。殊不知文学写作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其实是很晚近才发生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创作是“副业”，写作者的生计须依赖其他职业和专长才是常态。今天我们熟知的很多文学家，其实是被“追认”的，在其生前可能连何谓作家都不甚了了。

优质的写作，是通过攀爬生活的大山，去摘取顶端的明珠，而不是整天把山脚一堆无用的废石搬来搬去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