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说企业转型艰难时，老板就不能去南极。此次事件的核心问题并非俞敏洪是否该去南极，而是企业家在关键时期如何与员工沟通。转型压力巨大的前提下，员工更希望听到的是公司如何应对挑战、如何保障他们的职业发展，而非空洞的理想主义宣言。

“成本法可理解为最低估值，但直播公司是轻资产，不依靠资产赚钱，而是未来收益，所以理论上，收入法或许是更为合适的评估方法。” “与辉同行利润高是因为很多成本没有并表，它用的基础成本都是东方甄选的，没算到与辉同行里面。” 新东方运营成本的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东方甄选自有品牌产品和直播电商业务的大幅增长。

“新东方文旅账号疯狂涨粉”与“销量只有个位数”之间的反差也再次拷问，“直播带货”这种商业模式究竟能否“高端化”，或者说能否摆脱“低价竞争”的窠臼。答案显然是残酷的，文旅产品动辄成千上万的单品价格并不足以催动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不足以让他们为“情绪价值”或是“情怀”买单。

我会火力全开，我也会自己出钱，让更多跟我有一样志向的人去干。 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但将来我小孩要是敢补课，我要打断他的腿。 举报新东方还掉粉，刚刚拍的时候涨了170个粉，然后掉了一千多粉。但我无所谓，随便你们喷，我的内心足够强大，我始终认为我做的事情是对的。 如果补课的话，我现在可能是一位人民警察。因为我差了二十多分没有考上在杭州的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我后来上了一所大专，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学韩语。

头部直播机构已是名副其实的大公司，员工至少超过千人。 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就曾后悔少买一栋楼，否则新东方可以关门休息了。 杭州滨江区通过补贴，吸引直播产业项目总部购置自用办公用房。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正如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越过山丘：打破人生与事业的迷障》序言中所言：“士宏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最熟悉的记忆之一。她的成长历程，代表着一代人的不屈；她的跌宕起伏，也象征着一代人的沉浮。”这种成功人士之间的惺惺相惜，底色是人性的共情。

董宇辉的直播，从技术上说，是可以持续的。自己机灵有急智，必要时找专门的人写段子、包袱、美好的话语，再放到面前的大屏幕上，工业化产出，是没问题的。当然，也有一些隐忧与可能的变数。例如，带货直播，个人IP的特性非常强，主播难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