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说企业转型艰难时，老板就不能去南极。此次事件的核心问题并非俞敏洪是否该去南极，而是企业家在关键时期如何与员工沟通。转型压力巨大的前提下，员工更希望听到的是公司如何应对挑战、如何保障他们的职业发展，而非空洞的理想主义宣言。

“写信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对于索赔已经不抱成功的希望，但现在知道成功了，非常感谢童增先生还未忘记我们”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根据乔木同志的来信，外国文学编辑室经过讨论，制定了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形成了具有人文社特色的较完整的出版外国文学的编辑体例和格式，一直沿用至今。

学科在“双一流”评估时都要填代表性科研成果，在顶尖期刊发文是其中重要一项。而在统计发文成果时，很多学校并未区分研究型文章和这种读者来信的区别，行政人员通常缺乏专业判断力，往往将国际期刊发文量作为简单量化指标。

钱锺书小说《围城》里虚构了一个“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学愈”的人物，此君在应聘教职时自称“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引得校长高松年“不由自主地另眼相看”，因为“在外国大刊物上发表作品，这非有真才实学不可”。然而事实是，韩学愈的作品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的人事广告栏与《史学杂志》的通信栏，内容是让人捧腹的自荐学术助理与索取过刊。以此观之，这起“学术乌龙”也堪称“当代韩学愈”了。

田念萱收到范用的来信后，回信说：“你的热情洋溢的信，我是流着眼泪读了一遍再读一遍的。虽然它引起了我的悲痛，但它却给了我不少安慰。”

 当时自己年少，不大懂得其中的况味。如今才体会到，他哪里是在写信，是在用书信表达对亲人的浓郁情感和思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