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首要任务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解决“规模够不够的问题”。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重点转向了解决“结构合理不合理、供需匹配不匹配、不同高校能不能各展所长”等问题。 学科评估已经进行了五轮，但评价仍然重点关注重大奖项和项目等学科建设指标，“都是在一个篮子里评价”。

在长沙晏家塘一间不足50平米的房子里，朱聪独自全职运营流浪者救助公益组织“地衣之家”十年：三千多个日子里，她的休息时间不超过20天，先后负债二十多万。 “地衣之家”接住了一群被命运抛弃的人：童年遭受暴力的小龙、在桥洞读书的知青王叔、被网贷逼到流落街头的大学生。他们从正常生活中跌落，走向街头，成为城市里的隐形人。 送流浪者回家，曾是所有人想象中的圆满结局。但朱聪发现，流浪的起点往往是家庭的崩塌，家不一定是避风港，也可能是将人吞噬的漩涡。超过七成的流浪者被送返后会二次流浪——因为家早已分崩离析，即便还能找到家人，流浪者也会因各种原因被拒之门外。 流浪者缺的从来不是一张车票。真正困住他们的，是断裂的家庭兜底、社会歧视、生存技能缺失。朱聪以十年的坚守试图为这些人寻找一种可能：救助不是一次性的团圆叙事，而是漫长的陪伴，帮助流浪者重新拿回身份、勇气和立足社会的能力。

“一个不漂亮的女人，凭什么能让多名男性为她倾倒？”——“木岛佳苗杀人案”轰动日本后，作家柚木麻子捕捉到了案件背后令人不安的舆论氛围：媒体和公众铺天盖地的身材羞辱和外貌攻击，取代了对案件的严肃讨论。从写出全球销量200万册的《黄油》，到因同行遭受歧视而宣布与出版巨头决裂，柚木麻子的笔始终对准日本社会中那些看不见的规训和不公。

企业支持女性职场发展，不仅是履行社会责任，也是构建多元化人才梯队、提升长期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

“社会对这个职业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觉得这是伺候人的低级工作。一些关于家政工的负面报道也造成了很多的误解和不认可。”

一路走来，戴维遇到了太多阻力，他在求职时也遭遇歧视。正如他所说，即使在美国，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残障人士的潜力。 2024年，他迎娶了美丽的妻子丹妮。他们的故事还登上《纽约时报》，激励了众多网友。 总有人能找到各种理由不雇佣残疾人。他们可能会说，“抱歉，这不是你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更聪明、更有潜力的候选人”。这样一来，歧视就被掩盖了。 “资金是个难题。”戴维提到，公立学校预算有限。通常学校都愿意为学生提供全方位支持。但是，如果有家长为重度残障学生要求极其昂贵的服务时，学校会感到棘手。甚至有些家长会威胁起诉学校，认为他们没能真正照顾到特殊需求的学生。

2025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公务员录用体检检查标准进行调整，涉及地中海贫血、多囊肾和桥本甲状腺炎这三项检查标准。 这是对社会舆论的一次正向回应。近年来，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就此话题提出建议。2024年4月16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办的“蓟门决策”论坛上，就有学者提出，原标准涉嫌职业歧视，应当及时修改。 南方周末多次报道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问题。现重发旧文一篇，回顾各界曾展开的讨论。

食物本身没有对错，嗜好者也不应被歧视。然而，世间没有一样事物是纯美的，伴随而来的多元气味就让人五味杂陈。

在业界人士看来，公众对待家门口的精神病人，持有的恐惧、质疑和排斥，除了歧视少数，大多因为既缺少现代精神卫生知识，也缺乏对精神障碍群体的基本了解。 2021-2025年5月，网络公开的涉及精神障碍者肇事共有55个案例，经司法鉴定，肇事行为确系精神病发所致的仅有17例。 在“686”项目中，“医院-社区-公安”共享的名单，客观上使得在册人员成为治安管理的重点人群，让患者感觉隐私曝光以及被动成为“不稳定因素”。

网络时代“素人网红”不再稀奇，话语权早已不再是某些精神贵族的特权，标签化的身份歧视早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刘诗利爆火不是消费苦难，也不是无意义的话语狂欢，而是又一次网络民主主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