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之所以敢于“反其道而行之”，发起这次政治豪赌，底气源于其内部数据。自民党1月份秘密民调显示，高市的支持率持续维持高位。据测算，若此时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可获得至少260个议席。 “高市利用首相的‘解散权’作为选举筹码，以政治豪赌巩固权力，本质上是在欺瞒、操弄民意，将日本政治带入了危险的深水区。” “高市能否将选票转化为执政实绩尚属未知。” “对中日关系而言，这并不意味着立即失控，而是进入一个摩擦常态化、风险前移、战略互信持续下滑的新阶段。”

放烟花是历史悠久而又有着深厚民意基础的传统民俗，各地政府应在程序合法、精准施策的基础上，允许社会大众延续这项喜闻乐见的活动。

在不少法律界人士和受访学者看来，回望过去20年，无论是因真凶出现、利用DNA 技术彻底洗清的冤案，还是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的疑案，抑或是徘徊在再审程序中的悬案，在这些个案中，权利保障愈发成为纠正错案、监督司法的民意共识。 张飚认为，发现并纠正冤错案的办案人员若得不到肯定，对他们自身是一种埋没，也难以激励后来者。他建议，建立案件监督激励机制，让办案人员在审查监督纠正冤错案中获得成就感。

德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默茨的艰苦之路刚开始。默茨扛着一系列挑战，如何重新评估其难民收治政策、老牌工业国家如何重拾经济活力，以及德国是否能继续担任欧盟的领头羊？ “这次选举本应该更聚焦于终结德国经济模式，比如改变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等问题。”默茨的经济策略从未明确是有利于富人、中产阶级，还是普通人。“我们应该向富人征税，德国的富人太多了，可能每次游说团体还是将（征税）目标放在面包店和普通人身上。”

公职人员的一粥一饭皆从纳税人而来。近距离引导服务“政府夜市”，本身就是极好的了解民情的方式。不妨设想这样一种场景：一个刚毕业就考公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人，每天下班都在“政府夜市”驻足停留，顺手买点农副产品，近距离与摊贩接触，了解实时的物价水平，那么就能获得第一手的基层经验，知道民众关心的民生议题，这样的话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就不至于想当然与不切实际。

“见面三分情”，让政府大院的大门敞开，让民众都能自由出入，可以至少让公职人员与民众混个脸熟，了解到更多真实的社情民意。而随着民众出入变多了，这种接触也就不只是混个脸熟而已，而是可以慢慢发展到“在政府食堂共进晚餐”的常态化接触，街谈巷议与茶余饭后里的第一手民情民意，足以在第一时间让公职人员听到与观察到，这无疑是比“走基层”更为直接的了解社情民意的通道。

一系列的证据勾勒出了一段横跨二十多年的跨境犯罪发展史。 一个经商失败的商人，举家移民至菲律宾试图重整旗鼓。这家人的大女儿后来以假身份Alice Guo成为菲律宾一个县级市的市长，以及当地一系列黑产的保护伞和白手套。 表面上看，Alice Guo是一位漂亮而亲民的市长，一名热衷芭比粉和玩偶的女生。而在她的掩护下，黑产园区里不断上演着绑架、诈骗、非法囚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受害人以中国公民为主，也涵盖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日本等多国公民。 这一系列事件也伴随着2024年菲律宾官方对与Alice Guo相关联的黑产园区的扫荡以及对Alice Guo身份问题听证会的举行，引起了菲律宾举国舆论的关注，并进一步促使菲律宾当局在2024年7月22日全面禁止离岸博彩业务这一黑产高发区的合法存在。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于7月25日表示，这个决定顺应民意，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方愿与菲方继续加强执法合作。 7月26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以“工业园”名义为跨境电诈提供场所等应认定为犯罪集团。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根据郭家的活动痕迹，以及独家获得的数十份菲方资料，逐渐勾勒出了这一事件的概貌。

在暂时不能将情节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作为轻罪纳入司法轨道的情况下，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应该重在加强对警方准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截至日期为2024年7月27日。每一个人，都可以积极提交修改意见，让这部法律的修订，更能反映民意。

“广东音乐是岭南人用来表达南方生活情调的一种方式。”余其伟认为，“平民意识、俗世感情”正是其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学术界并不能自外于全社会，社会上存在的那些问题，象牙塔里也都存在，甚至可能还更为突出，这一点无分中西都是如此。美国公众对于“社会学”的学术成果也多有微词，早已有民意认为“美国社会学产出的只是一大堆后现代垃圾”。因此，以“文化乡愁”的情绪先入为主“站队知识分子”不仅并不一定符合事实，甚至还可能会让问题失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