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议会能够全票通过这样一个法案，我觉得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开了一个好头。”

不久前读过的《楼上的熟食店》一书，写到十九世纪法国集文坛巨擘与美食大师为一身的大仲马，做饭时喜欢跑来跑去，到处跟别人哈拉，然后把所有人拉来当二厨，人越多他越开心。“有时候大仲马会突然消失三十分钟，最后发现他是溜到书桌前，写了一个章节。” ……阿德做饭从不要人帮忙，但他也会在宴客中途悄悄消失一会儿。当然不是溜开去写什么，只是在客人们举箸时喝汤时，悠然驾车出去了一趟，接了孩子们返家，又无缝衔接回到厨房和餐厅。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里直言，“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产生的效应”。“精神病”乃至“疯癫”是一种“建构”，这是历史社会学与心理学意义上的；而如果在现实中“精神病”也成了一种因利益驱动而建构的“生意”，这无异于以“疯癫”的名义嘲讽了文明。

“在研究中，最令我触目惊心的是当时穷苦儿童的境遇。他们多是文盲，且往往夭折。从五六岁便开始劳动，任人驱使。资本主义社会对他们的漠然和蔑视令人心寒——连雨果在议会上为儿童权益的呐喊也显得徒劳。女孩的处境尤为悲惨，她们的身体还被视作潜在的性资源。19世纪末，父权制、厌女症和对女性的剥削，仿佛达到一种巅峰，让我不寒而栗。”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