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前，梁某滢从未确诊。在被害方看来，其在案发后的确诊是故意诈病以逃避法律责任。 “如果她没有对别人造成危害，我们做父母的凭什么要把她强制弄去治病呢？我们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对她（异常情况）进行缓解。” 精神医学专家表示，患者不能及时就医，与普通家属没有精神医学知识、不一定能识别患者的精神症状、回避精神病社会污名的心理等因素有关。

《四川省电梯安全条例》的“犬只管理”条款展现了“精细管理”（fine management）的立法精神：不管犬只是否有攻击性，又是否实际上咬伤他人，“收紧牵引带”“戴嘴套”都应该是犬主在电梯这一密闭空间里的应尽义务，违反者就应负起法律责任。犬主既然享受了养宠的便利与自由，也就应当承担管束宠物的责任义务，特别是在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的密闭公共空间里，这也是权责对等原则的体现。

这个案子完全可以考虑对相关责任主体未履行反家暴法规定的强制报告，启动相关法律责任追究，属于没有履行强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强制报告义务主体没有履责，怎么处罚，规定不是很明确。派出所不立案调查，村委会最多问问情况，最后受害者只能回到家里。 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人向有关机关报告以后，如果他遭受被报告人家属的打击报复，怎么进行保护，这些目前也没有明确。

只有假冒伪劣、虚假宣传得到遏制，消费者才能放心在直播间购物，直播电商的市场规模也才能不断做大。如果带货主播只盯着对价格极度敏感的下沉市场，靠坑蒙拐骗做一锤子买卖，那注定是无法长久的，也会承担法律责任，付出代价。

《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明确，在确保政务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上级部门要“及时、完整回流业务信息系统收集和产生的下级政府行政区域内的政务数据” “理论上，你把数据提供出去，无论是共享、开放，还是运营，只要下游出了问题，提供数据的部门就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大家下意识都是‘不能提供’。” 经过数据部门和业务部门“多轮博弈、反复争议、互相说服”后，邮政数据在海南成为“有条件的共享”数据。

篇幅最多的“污染防治编”被认为最“重”：单行法相对成熟，但法典实施后，不少单行法将同时废止。 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的“生态保护编”被认为最“杂”：保护和利用交织，涉及大小环保之辩和部门协调分工。 全球首设的“绿色低碳发展编”被认为最“软”：立法资源薄弱，“难为无米之炊”。 开头的“总则编”和结尾的“法律责任和附则编”收到的意见最多：面临“奠基是否稳固、兜底是否全面”的拷问。

强制报告制度应真正“强制”“刚性”起来，让应当强制报告的义务主体负起责任来，追究应报不报者的法律责任，倒逼他们行动起来。普通人对身边发生的疑似侵害儿童事件，也应及时报告与检举，筑成一张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安全之网。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理应让孩子明白，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自食其力的独立生活能力至关重要。父母有将孩子抚养成人的法律责任，但并没有一生一世都供养孩子的道德义务。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子女，子女也终将要独自面对生活，幼态毕竟不能一直延续到成年乃至中年时期。因此，父母理应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协助子女成长而不是包办子女生活，必要时以强制力予以规箴。

如果等到犬只已伤人，再依照其伤害后果来惩治犬主的话恐怕就已经晚了，而且会造成“违法成本低”“执法软弱”的情况。原因在于，还没有一部全国性法律来确定非法养犬与不文明养犬的法律责任。然而，非法饲养禁养犬只或是养犬不拴绳的行为，其潜在的公共危害巨大，即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也应当比照醉酒驾驶、高空抛物，以行为犯论处，如此方能增强威慑力。

以法治之力，清算“刺客”们的法律责任，至关重要。对于涉嫌敲诈勒索的行为，可以直接以敲诈勒索罪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