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造谣诽谤刑事案件的公诉门槛，只要被害人提出诉求就应转为公诉，由警方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如此方能严厉打击造谣诽谤的违法犯罪行为，捍卫被害人的利益，震慑心怀不轨的潜在犯罪者。

如果诬告已经造成被诬告一方失去自由或是名誉受损的话，法院也会让诬告方付出相应的代价，并公开诬告罪的有罪判决以恢复受害人的名誉。对照澳门特区的立法与实践，也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唯有让诬告者付出与诬告后果相应的惩罚，才能让法律长出牙齿，从源头上震慑可能的心术不正之人，不再让诬告强奸变成一桩“稳赚不赔”乃至“无本万利”的生意。

不少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对赵斗淳出狱展现出担忧和悲观。韩国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人员评估称，赵斗淳再犯的可能性高达76%。而韩国延世大学精神科教授申宜珍表示，他在狱中的行为已经表现出性欲过盛。

无论是天津案还是此次的恩施案，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都不是可以轻轻放过的。只要涉事人是出于主观故意而确实投放了危险物质，而且其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已经实行终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话，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也构成既遂犯罪，理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此才能震慑那些公共场所的潜在犯罪者，保护公共安全。

高考出分那天，汪雨失望地对母亲发脾气，问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生在这样的家庭。母亲哭着说，当年她是被强迫的。 “擅长读书”是汪雨改变命运的途径，他将其归为一种不常有的幸运。岁月流逝让父子俩的力量此消彼长。 “我的生命有一半来源于他的犯罪行为，我努力学习、工作的动力也源于想要摆脱他。”汪雨在给罗翔的信中写道。

建立更为严格的从业禁止制度与背景调查制度，对于这类儿童扎堆的行业而言就更显迫切。从业禁止制度属于“事后处理”，可将这些已有前科的恶魔逐出儿童的乐园，禁止他们进入更容易实施犯罪的场景；背景调查制度则称得上是“事先预防”，尽量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一个人的个人/家庭情况、心理状态、职业经历、社交媒体发言，尽最大可能屏蔽掉那些心存恶念的潜在犯罪者。

到底是迷奸、勒索还是诬告陷害，此案终究要有一个结果。如果迷奸、勒索成立，那么刘颜二人就应该接受惩罚；如果诬告陷害成立，那么当事女子就践踏刘颜二人的名誉权，同样应该接受惩罚。无论是哪一种结果，公检法都该让本案水落石出了，不应该让任何一方的违法犯罪，变成“稳赚不赔”的零成本高收益行为。

看到国门即将打开的新闻后，我告诉窦平，这个生意会越来越好了。但有趣的是，1月8日当天，中国的国门开了，但缅甸的国门没打开。 小时候听说的故事是，缅甸有人要把牛肉进口到中国，为了躲避关税，他们把活牛往中国驱赶，等到最后一只牛也主动越过边境线时，一次有着极大差价的违法行为也宣告终结。犯罪者是牛。 2023年1月25日，时隔1030天后，一位缅甸华人通过瑞丽口岸进入中国。卡车的运费也重新回落到两千人民币。

就拿性侵来说。校园尤其是幼儿园与中小学是未成年人富集的地方。恋童癖是以一定比例存在于人群，他们魔爪伸向的对象是儿童，后者心智不成熟，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如果校园不设防，恋童癖一定会向学校富集，从而其在教职员工中的比例要远远大于在人群中的比例。所以建立教职员工入职筛查制度与从业禁止制度，有利于挡住潜在的恋童癖、性侵犯进入校园，从而保护儿童。

逃犯+成功人士，大致都离不开本身的两个特质。一是胆子特别大、心理素质特别好。二是为人机警聪明，有街头智慧（Street-smart），智商一般也高（Book-smart），有这类特质的高智商犯罪者，心理素质往往也高。 （本文首发于2022年1月1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