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算，当前育龄人群期望子女数约1.8个，计划子女数约1.6个，而现实生育水平仅为1.1个左右。 中国人口转变速度如此之快，是强有力的国家政策、高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三股力量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相互叠加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不能以牺牲家庭权益，尤其女性权益为代价。

李燕锋认为政府和社会应在托育服务、生育支持等方面提供更充分保障，减少女性因生育带来的职业和收入风险。 但侯同佳认为，提高女性保障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其经济代价。

如今养老问题不仅仅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在焦虑，五六十岁的子女在焦虑，二三十岁的晚辈也在焦虑。所谓“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确实是现实写照。 建议尽快建立母亲养老金制度。这一建议的核心是生育女性在养育子女的时期内（可以定为两年）不必缴养老保险费，但将其视同缴费。

“如果女性都拒绝生育，那后果将变得很严重，人类将逐渐灭亡。” 与很多女性主义者不同，田岛阳子不愿意将时间花在厘清女性主义学说内部纷繁的分类和区别，……她更在乎行动本身。

政策仍然有加码的空间。比如，可以考虑对有女职工生育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推动企业积极雇佣育龄女性、鼓励女职工生育，促进女性就业，建设生育友好的职场环境。

“选择婚姻和育儿的是幸福的大多数，但也是沉默的大多数。如果网上都在说生孩子很痛，养孩子很辛苦，婚姻不幸福，年轻人当然会趋利避害。” “已经有很多大学生失去了恋爱意愿。我认为关于两性的沟通和理解，和异性的合作，恋爱中的一些避坑技能，都应该在中学被更早教授。” “性别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女性可能预见到自己将独自承担大部分的育儿压力，这种家庭责任分担不均使她们对恋爱、结婚和生育产生担忧。”

甘肃和山西的婚假最长，有30天；广东、广西、湖北的最短，只有3天。西藏有全国最长产假，365天；产假最短的是158天，北京、上海、江苏、天津等十几个省份都是如此。 四川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筹多渠道资金，建立合理的生育休假成本共担机制。” 若最终是“政府请客，企业埋单”的话，女性面临的就业歧视可能会更加严重。

严格禁止“冻卵”“试管助孕”“买精”等生殖辅助技术的应用，也无法完全禁绝相应的需求，反而会催生庞大的地下产业链。尊重单身女性生育自己孩子的需求，并纳入更细化的监管与立法框架之内，是值得严肃考虑的政策取向。

保守推算，每年因放化疗导致至少100万女童和育龄女性卵巢功能提前衰退，丧失生育能力。 对于男性生育力的保护，成年男性可以冻存精子，但男童冻存睾丸的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不成熟。

因为实施生育奖励假政策，企业平均对每个孩子需承担3.2万元生育成本。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看似减轻了个人负担，实则加重了企业负担，也加剧了女性就业歧视。 生育假全部给女职工，是“育儿责任女性化”的传统思维使然，推迟了女职工的返岗时间，扩大了用工成本性别差，还弱化了父亲育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