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退休职工产检可以报销的医保新政并非国内首例，山东济南、江苏镇江等地市医保局均在此前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退休女职工享受职工生育保险，可报销产前检查、分娩等费用。 高龄生育的代价是如此清晰，但收获却因人而异。孕育生命的喜悦、血脉的延续、建立羁绊，有人从中获得幸福，也有人只见一地鸡毛。

年轻人渴求的不仅是职业发展问题的解决，还有安居、婚恋、生育、医疗、通勤等方方面面的“减负降压”。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不管是县城还是乡村，有年轻人在的地方就有奋斗、有追求，他们需要“建设自己”，也需要政策和社会力量帮助他们“建设自己”。

“家庭友好型城市”并非是提供无限的福利，而是精准回应家庭的需求。

政策仍然有加码的空间。比如，可以考虑对有女职工生育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推动企业积极雇佣育龄女性、鼓励女职工生育，促进女性就业，建设生育友好的职场环境。

高龄少子化已经成为日本社会迫在眉睫的危机，尽管近十年来日本政府一再呼吁并已出台各种政策，但均未能有效扭转这一趋势。将从2026年4月开始实施的育儿支援金政策招致诸多非议，引发日本国民对生育环境和社会不公的再思考。在自民党腐败丑闻和日本生活成本持续走高引发国民日益不满的当下，该政策恐不仅对即将到来的参议院选情助益甚微，亦难从根本上遏制生育率的颓势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一些地方的育儿补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生育补贴不是灵丹妙药，不能指望这一项政策就能提高生育率。鼓励生育还需要综合施策。比如推动实施免费学前教育，比如进一步落实房屋租售同权，等等。

解决当前公立教育的难题，还是要在提高生育率上想办法。以此次新闻揭示的“幼儿园危机”而言，公共政策应注重破除年轻家长的后顾之忧，让更多家庭、孩子享受低负担的学前教育。2025年1月公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有必要推动幼儿园教育免费，将幼儿园定位为普惠性质的学前教育，进一步减轻年轻人负担，让年轻人有意愿也有能力早生育、多生育。

严格禁止“冻卵”“试管助孕”“买精”等生殖辅助技术的应用，也无法完全禁绝相应的需求，反而会催生庞大的地下产业链。尊重单身女性生育自己孩子的需求，并纳入更细化的监管与立法框架之内，是值得严肃考虑的政策取向。

韩国《朝鲜日报》2025年2月28日报道称，韩国双胞胎的数量变多了，2023年的23万名新生儿中，多胎儿有1.26万人，占比5.5%，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两倍。韩国双胞胎数量变多，与政府不断推出生育扶持政策有关。 在过去十多年间，韩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激励政策以推动家庭生育，覆盖经济、住房、职场等多个层面，累计投入超360万亿韩元。从2024年起，1岁以下婴儿家庭每月可获100万韩元，约5000元人民币。 面对多年跌入谷底的生育率，韩国开始“另辟蹊径”，推行辅助生殖技术，包括降低试管婴儿（IVF）等技术的使用门槛，并将相关费用纳入医保范围。

李君的设想是，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建立育儿补助信息管理平台。通过与民政、公安、教育、医保等部门的数据共享，精准识别二孩、三孩家庭。 申请补贴的流程也可以简化，实行线上申请、审核。还应加强补助资金监管，并将育儿补助政策与其他生育支持政策相结合，形成政策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