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实验”是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提出并实践的研究方法，通过引入微小的破坏，违反某种社会规范，来观察人们的反应，并进一步分析背后的社会建构和秩序规律。 新冠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身在纽约的李明洁感到极化和裂隙在不断加剧，眼前是一场巨大的“破坏实验”。她花了很多时间做田野调查、写日记，寻找社会撕裂之后弥合的可能。

作为社会学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专注基层治理研究。他担当“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通过大量调研、著作、论文、时评，观察基层秩序及其变迁轨迹，呈现基层问题的复杂性，对基层改革提出独到的见解。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从人性来揣测，不难知道，甚少涉足坑洞的文人，对于石头的优劣往往依赖工匠的嘴巴，这样文献与实物慢慢就脱节了。

“田野调查期间与老老少少的交谈以及阅读《庄子》等书籍，改变了我对死亡和临终的看法，开辟了视死亡为朋友或老师的可能性。” 一位老人在午后去世，大家默默注视着护工把松松裹着遗体的褪色粉红床单提出来，砰一声把“物什”砸在金属推车上。推车给颠簸地推出去，午后恢复了一贯的平静。葛玫问一位老人对这件事有什么感想，对方回答：“我羡慕她。”

“博物馆不是研究机构，文物系统一年要做3万个左右的展览，但是在2016-2021年五年之间，全国各个基金里面，关于博物馆学的只有10项。博物馆拿一个课题、做一个研究都很困难，这样肯定就会制约这个学科的发展。” “考古学是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研究资料的学科，就这个学科来说，它只有一定的需求量。一年可以审批下来多少平方米可供发掘的考古工地，相应地需要多少发掘的人员，这个都有一定的限制。”

福善堂大殿可谓幸运。它安然享受了几百年的香火，又因为附属建筑戏台特殊身份的荫庇，躲过了20世纪的风云变幻，直到一群对的人发现了它。 “这个村子似乎有种魔力，能够保留下这么多样的古老的东西”，他计划明年寒假、暑假再来调研和测绘，尽可能长久地“泡”在当地，做真正的建筑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把人和建筑结合起来讨论，才会更有意思”。他也明白，如果不尽早记录，围绕着福善堂的这一整套文化系统都将消逝。

作为女儿，被鼓励自我发展；作为未来的妻子和母亲，又被期待将家庭放在人生首位。这两种似乎矛盾的想法都来自同样的人——她们的父母长辈。 （本文首发于2022年4月7日《南方周末》）

一位习惯于田野调查的话剧导演、编剧，一位和记者出差多次的小说家。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