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伦理价值线标定了人工智能向上的方向，法律责任线厘定了权责的分配，那么安全发展线则构筑了不可逾越的向下边界，明确回答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 若不在立法上对各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范围进行清晰切割，那么人工智能侵权事件一旦发生，必然陷入“人人有责、无人负责”的混沌困局。 应设立跨学科的伦理价值审查委员会，将哲学、社会学、法学与科技专家共同纳入立法与治理进程。

从社会改造、基因到互联网上的爱，人们想掌控自身，一切都是设计与拼凑完好的。“在这个拼凑的过程中，不知何故，在某个地方，人类的个性消失了：在这片树木之外，再也看不到森林了。”

“与其用‘拥有者’和‘匮乏者’的简单对比来理解问题，更关键的是在观察右翼政治时追问：你是否经历了‘失去’？你失去的是曾经拥有的东西，还是你从未拥有的东西？” “他们觉得自己正排在‘美国梦’的队伍中，但排得非常靠后。这条队伍本身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双脚疲惫不堪，却没怎么注意身后的人，只是一直盯着前方，感到被困住。然后他们看到一些插队者正在不断挤进队伍，把他们往后推。”

“过度的工作无限侵占私人的生活领域，把对于人的关怀照料、人的再生产一再挤压掉。生育意愿的低迷可能是表征，我觉得是需要一代人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彻底改变的。” “我觉得还要提倡多元的男性气质，不能只有一种霸权式的的男性气质。因为有些男性可能也是照料型男性，只不过不符合主流的性别期待。”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里直言，“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产生的效应”。“精神病”乃至“疯癫”是一种“建构”，这是历史社会学与心理学意义上的；而如果在现实中“精神病”也成了一种因利益驱动而建构的“生意”，这无异于以“疯癫”的名义嘲讽了文明。

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庆燮提出了“压缩现代性”（把西方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中）。他观察到，韩国学界忙于充当西方理论的“进口商”，在面对本土议题时陷入失语。许多韩国年轻人绝望的原因之一，是“外部世界并未给他们提供解释自身困境的工具和方法”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对她而言，女性主义的视角，不仅是一种为女性发声的视角，更是一种直面弱者伤痛的视角。 “我想你是想表达，即便改变一个男人，也无法改变社会。但问题在于，如果连一个男人都无法改变，我们又如何去改变社会呢？” “以前日本社会讲究血缘、地缘和社缘关系。但我更倾向于‘选缘’，既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这个缘分。”

“对‘过剩’的批判，本质上是对‘浪费’的批判：对人类废品的批判，对生命被荒废的批判。这种批判指向一种‘有度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平衡至关重要，生命以‘有限感’为框架，谦逊是核心准则。”

曾做过模特的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阿什利·米尔斯，卧底富人云集的VIP派对18个月，写下《VIP世界：美貌经济的社会学透视》。在这种经济里，“‘女孩们’决定了俱乐部的好坏，决定了经纪人的成败和收入，决定了客户所能体验到的财富和权力，以及他们愿意花多少钱”。

“具有这种主体性的年轻人是为了热爱而工作，他们是很难控制的，一旦觉得工作不好玩、不喜欢，反抗性会很强。硅谷选择直面这种主体性，想出各种招数把它变为对公司有利。” “很多亚洲工程师跟我吐槽过，他们会一直处于不敢去争取、但不争取就一直停留在此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