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认为，一审、二审关于刘江故意伤害罪的量刑适用的是同一刑档，但对于从犯应当适用“减轻处罚”，还是适用“从轻处罚”，福建省高院的再审认定与原审认定不同。 “这属于法院系统主动启动的纠错机制，是一次自查自纠。”

通知还要求，被约谈人员不能找人代替，如因故不能参会，将另定时间约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行政约谈作为非处分性的监督手段，其必要性在于填补“刚性问责”与“日常监督”间的治理空白，通过预防干预、声誉压力与心理震慑实现低成本纠错。

要解决“同名同姓稀里糊涂成了被告”的问题，从程序上消灭这个风险敞口，需要利用生物识别信息、身份证号与社会信用代码等唯一性的标记，加强对“明确的被告”的审查程序验证。

在监督依法行政职能上，2024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综合运用各类纠错决定，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5.8万件，直接纠错率12.07%。针对行政执法共性问题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7114份，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1387件。

真凶现身，阻断了这一冤案变成铁案，但显然，冤案纠错不能建立在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上，而应基于对客观证据与正义的坚守。公检法三个环节，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到，冤案就不会发生。理想的状态，是每一个环节各司其职，敬畏天理，慎用手中的权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再审判决推翻了此前对饲养关系的认定，认定涉案猫为流浪猫，并重新划分赔偿责任，判令由场馆所属公司承担80%的赔偿责任，肖泽健承担20%。 实践中，走“院长提请审委会启动再审”流程纠错的案子特别少。有研究者统计过近三年河北省法院公开的民事判决，其发现依职权再审的案件占比较低。2020年再审案件为11,573起，依职权再审的案件仅有3起；2022年再审案件为485起，依职权再审的案件为42起。

因与相亲对象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强奸坐牢3年的河北滦南人邸某，近日拿到了57万元国家赔偿。对邸某来说，冤案终于告一段落，但同时也证明，当初的有罪判决是错误的，是冤案。 从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该案一审判决看，判决书所列十多项证据，除女方的说法外，没有证据能证明双方发生性关系是违背女方意愿的。男方辩护律师提出了多项疑点，都没有被采纳。唐山市中院的再审宣布邸某无罪，充分证明当初的判决是错误的。 事实上，女性引诱男方发生性关系再以报警强奸威胁敲诈的“仙人跳”案件也不少见。日前最高检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一个犯罪团伙就让团伙中的未成年女性以假装醉酒、无处可去等借口引诱男性与其发生性关系，再敲诈勒索。该团伙在全国各地以同样的手段作案8起，其中4起共敲诈勒索23.7万元，实际获赃款8.7万元，还有3人被错误立案后拘留、逮捕。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回到邸某案，相关部门应该追查公检法三个环节中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办了错案，用纳税人的钱赔偿冤案受害人就了结，责任人却不用负任何责任，那“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就失去了意义。

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 2015年，最高检发布了完善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在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等情况下，一律启动问责机制，核查是否存在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

参与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3点建议：审慎问责、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以及给予干部更多的信任和放权。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喜欢鲜花与掌声，远胜于良药与批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