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南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和几位优秀的作家同仁一起来分享我的创作感受。我在大学里教一门很冷门的课，叫中国法制史。我也是一个《红楼梦》的虔诚的读者。我阅读《红楼梦》的历史应该有30年以上。曾经有一度，红学出了什么学说，我都要去浏览一下。我沉迷在其中不能自拔。我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思考，这个《红楼梦》写的到底是曹家的故事，还是别的什么人家的故事。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开始在大学里边教中国法制史这门课。我翻阅了很多大清朝的司法判例和案卷。我看到了很多女性被害人的生命故事。有一天，我忽然觉醒了。我在那一天忽然意识到《红楼梦》不可能讲的是哪一家人的私人的体验，它也不可能仅仅是要描述几个少男少女的婚恋悲剧，它要讲的是一个大时代之下女性群体的命运。

我明显感觉到，他还没有适应突然走到聚光灯下，有防备，有抗拒，也有谨慎。 她提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文化下海”的概念。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介入社会的原有方式和生态发生变化后，许多知识分子转向了娱乐化。

人到中年，最不愿面对、却不得不时常面对的是生与死的告别。

纯净的诗歌行为——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 “镜像”折射下的中国设计——镜像·韩家英设计展开幕。 史景迁风潮——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1962年至1963年“红学”再度大兴，其契机是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的系列活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政治形势又有所变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又开始大讲“阶级斗争”，各种大批判又在酝酿之中，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拟议中的纪念曹雪芹的大会胎死腹中。

中国当代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于5月31日凌晨在北京家中逝世，终年95岁。学术界认为，古典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周汝昌，是继胡适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红学家，红学家的观点每个人都不一样。主管者的不作为乃至放任，出版商的推波助澜，是“主流红学”能够支撑下去的根本原因。

“我对《红楼梦》有很多看法迫于政治压力没有机会讲，只能通过讲诗词曲赋尽量把这些东西塞进去。后来反而大家觉得我谈诗词不是就文论文，而是就全书来论的，这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蒋勋跟很多人说，《红楼梦》可以读一辈子。他读红历史对这话是绝好的印证：三四岁听妈妈讲；十一二岁自己读；成年以后给不同的群体讲《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