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术型博士项目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的模式不同，专业型博士，尤其是非全博士，其培养和项目的经费来源以学费为主，这也是其收费高的原因。 数十万元的专业型博士费用，隐含的要求是学生必须具有支付能力。胡耀宗表示，对学生而言，这更倾向于是一项投资。

虽然有中央经费给不同区域80%、60%、50%的经费支持，但在一些县级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的县区，如督察不到位，依然难以保障地方配套经费及时足额到位，于是可能出现免费的公、民办幼儿园只能拿到中央补助经费，拿不到当地配套经费，以致在免费的要求下，幼儿园实际获得经费额度减少。

“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120万亿、130万亿，今年预计可以达到140万亿左右”。 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68%，规模增加到3.6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从主体看，企业是研发投入高增长的主要力量，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过77%。

只要学生高考成绩能够得上清北线，都要尽可能动员报考清北，哪怕是北大的医学部、护理类专业也行，这是不少重点高中高考志愿填报期间“公开的秘密”。 近年来，一些重点高中为提高清北率，都投入大笔经费实施“拔尖工程”。包括一些县中，也把培养出北大清华的学生，视为走出塌陷、实现振兴的标志。有无清北学生，成为地方政府办教育的最大“面子”。

哈佛大学校长加伯在公开信中提到，哈佛“不会牺牲其独立性，不会放弃宪法赋予的权利”。 当特朗普政府从最初的削减经费演变成撤销国际学生认证（SEVP）时，它显然动摇了美国宪法的核心原则：正当程序（due process），而且正在突破学术自由与行政权力边界。 “这是一场涉及行政边界、程序正义和司法独立的深层对决。”“一个公平、自由的学术环境，不该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1937年7月，受战事影响，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经费来源断绝，学社不得不暂时解散。1940年2月，经周诒春提名，梁思成出任西迁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至此，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虽得以继续，但内部却已开始分裂。陈从周解释说是梁思成、刘敦桢之间个人意见不合，《年谱长编》揭示，朱启钤对于梁思成、周诒春等欲使西迁的中国营造学社脱离与他的联系，吞并社产，成为独立于外的社团，深表不满。刘氏之出走，也是对梁氏欲据学社为己有感到愤慨之故。

智力可能遗传，学识也可以通过家教等方式代际传承，但学术资源决不能以“世袭”“庇荫”的方式代际传承。 当下“学二代”逐渐将传承的东西从知识与智力，变成了荣誉、奖金、录取资格等名利。而为了获得附着其上的包括科研经费、教职等实打实的利益，哪怕是资质平庸或是无意于学的“学二代”也可以凭借父辈的庇荫而上位，乃至直接挂名抄袭，这是对学术诚信与学术伦理的嘲讽。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大举扩张，不但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还面临两个现实问题，一是进一步挤占普通本科、民办院校的发展空间，二是缺乏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统筹规划。 在明知适龄学生会在十多年后大幅减少的背景下，还鼓励高校大搞征地扩张，就缺乏足够的理性，难言科学决策。

综合性大学想发展好工科，应尽可能避免全面铺开和同质化竞争，要找到差异化发展路径，打好“特色突围战”。通过重构学科生态、对接产业需求，推动综合性大学的工科从“支撑性学科”向“引领性学科”跃升。 对于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引进的陶华冰博士，学校立项2000万元科研经费，支持他聚焦真问题展开研究。在最开始的四年，陶华冰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科研产出，但经评估，他的技术路线科学合理，科研方法严谨规范。因此，学校持续给予他相关支持。2024年，他研发的质子交换膜制氢电解槽取得突破性进展，获批国家能源局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