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可能要被一连串英文缩写的专业类考试所定义：读工科要考JEE，读医考NEET，读综合大学考CUET，读法律考CLAT……大学毕业想考公务员，还有UPSC、SSC、RRB、BPSC等一系列考试在等着你。 正是这套极度碎片化、学校教育无力应付的考试制度，催生了印度疯长的补习产业，也催生了“汗老师”这样的现象级人物：从巴特那贫寒的穆斯林青年，到互联网上拥有超2000万订阅者的顶级网红，再到令各政党争相招揽的意见领袖。他的崛起不是奇迹，而是一套教育制度失灵的阵痛——当一个社会把向上流动全部押注在考试上，考试成了一门生意，讲台成了神坛。 他不是孤例——在印度，27%的在校学生都在上补习班，无数个“汗老师”正借助短视频和在线课程，把讲台变成政治舞台。当政府在青年失业的现实与印度崛起的愿景之间进退失据，当统一考试的改革步履维艰，补习名师填补的不只是知识的缺口，更是信仰的缺口。

公众期待的未来，从来不是依赖个别官员的“流量”撬动治理效能，而是依靠制度化建设，让每一条政务渠道都高效便捷、每一份群众诉求都有处安放。从“网红书记”的个体探索，到“长红机制”的体系构建，本质上是基层治理从“个人依赖”向“制度保障”的转变。

医生“网红化”现象背后，既是新媒体时代医务人员主动争取专业话语权的体现，也折射出在医保与医院改革加剧行业竞争、收入压力增大的现实背景下，医生群体对职业发展路径与个人影响力构建的新探索。 然而，随着“网红”医生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传统以学历、毕业院校和学术成果等来界定医学专业性的标准正被重塑。“一位天天在拍摄视频的医生，可能一篇相关学术论文都未发表，也并不妨碍他受人信任。”当医学的“专业”遭遇流量的“专业”，谁主控方向、谁是支点、何为最终目的……选择不同，碰撞出的火花也因人而异。

为了流量，网红可以在四年前极力推荐土木工程专业，理由是中国一直在进行城镇化建设，农村人都在往城里跑，城里人挣钱越来越多，有了改善居住的需求，这样房地产就会发展，所以学土木专业将面临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四年后，又照样可以把土木专业贬得一无是处。无他，四年后换了一批家长来充值咨询，自然要给金主“我一直正确”的印象。

“化”字构词的批判性力量虽强，却也需警惕“双刃剑”效应。若被滥用为标签化工具，可能异化为话语暴力（如用“网红化”否定所有创新尝试）；若沦为情绪宣泄，会失去建设性（如用“资本化”攻击所有商业行为）。

网络时代“素人网红”不再稀奇，话语权早已不再是某些精神贵族的特权，标签化的身份歧视早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刘诗利爆火不是消费苦难，也不是无意义的话语狂欢，而是又一次网络民主主义的胜利。

张同学注意到，从2023年开始，走红的主播背后大多是一座城。“雪饼猴”是吉林的，“王婆说媒”是开封的，郭有才与菏泽紧密联系。 总有记者问拉面哥，突然从最底层起来，再突然掉下去，心理有落差吗？他说过去爆火时，反而觉得恐惧。 “网红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孵化。”董晨宇认为，大面积撒网的时代已经结束，直播行业的职业化程度正在提升。

在纷纷扰扰、滚滚红尘中，传统媒体怎么坚守自己的内核与价值观，如何增进议程设置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被湮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不容忽略的根本问题。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小学生把寒假作业“丢”在异国他乡的卫生间里，结果仍被“热心的成年人”万里迢迢送回这个段子，编得相当高明，也显示出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网红对网民的心理特点和浏览偏好拿捏之精准。

◉ 编者按 疫情对文化的影响也许会滞后，但一定很深远。2021年上映的院线电影，大多还是疫情之前拍摄的，但在电影院之外，线上流媒体正鲸吞蚕食每个人的注意力，改写行业规则。在无远弗届的“数字剧院”，生产周期较长的传统剧集因为骤增的不确定性变得步履沉重；直播、短视频、微综艺，则轻舟已过万重山，成为当下的“新史记”；戏剧融入新媒介；文博拥抱新受众，唐宫夜宴、天龙山石窟成为网红……未来已至，只是质地不均。作为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文化总是一面重估价值，厘定秩序；一面神游天外，迎接奇点。相应地，2021文化原创榜年度关注单元为“合规纪”和“未来纪”。在这里，我们观察中国文化现场，鼓励原创力量，记录文化进程，对抗时间流逝。 （本文首发于2022年1月20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