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有效的机制是帮助自杀丧亲者建立支持性联结, 在共情共鸣的社群环境中获得理解与归属感。” 周围人往往会猜测自杀者遗族的家庭关系，给他们造成压力，也会在背后评论，让他们难以向周围人求助，谈论他们的创伤。

律师丁金坤提到，在香港法律中，有专门罪名“协同自杀罪”：任何人协助、教唆、怂使或促致他人自杀或进行自杀企图，一经定罪，可处监禁14年。 楼层高度过高，且起哄时间在白天，跳楼时间是夜晚，核心事实不甚清晰，难以证实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那句‘不跳不是人’是否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树洞救援团自称已成功进行了近六千次自杀干预，他们劝说自杀者延后做决定的时间。在这一关键期，周边人起哄造成的危害性极大：“很不道德，很危险了。”

“对于一个健康的、没有自杀倾向的孩子提及自杀方式等字眼，没有必要。如果请专业人士设计简单的问卷初筛，再对一些存在情绪问题的孩子重点交流与干预，会好一些。” “目前我们国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储备力量不够，精神科医生人数很少，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更是不到500个。心理健康教育需要专业化，而很多小学心理老师都不是专业人员。”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对许多自杀风险因素产生了影响，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看来是有必要的。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20日《南方周末》）

通过控制精神类药物使用，为有精神疾病的公民提供早期干预服务，以及为有自杀想法或行为的人提供咨询、治疗等支持，丹麦的自杀率自1980年代以来发生了大幅下降。

如果患有抑郁症就应该及时接受治疗。大家也要多多关心身边的亲友。生命诚可贵。

《青·麒麟》、《黄色飞行》、《大脚印》、《征兆》、《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干预计划》

南京长江大桥一直被称为自杀者的“圣地”，自建成至今，外界盛传已有近2000名自杀者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