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认为，规定虽明确了法院有“认为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的自由裁量权。但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判断差异，造成同类案件不同裁判的结果，导致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

现行《精神卫生法》是有一些bug可以卡的。除了精神科执业医师的“自由裁量权”很大之外，家庭成员也可以利用医生的这种“自由裁量权”，合法地对别的家庭成员施行人身控制，令其“被精神病”，从而达到支配后者的人身与财产等恶意目的。

夫妻共同财产平分或利女分配，本已承认与补偿了女方对家庭的贡献，包括家务。家务劳动补偿逻辑上是二次补偿。实质上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由头，给经济弱势方多分钱，由此创造了“全职主妇/主夫比在外工作挣钱者对家庭贡献更大”的逻辑。同不同意，大家可见仁见智。但已然损及了夫妻共同财产的逻辑基础：双方算细账、逐项定价的前提是夫妻财产分立、各归各。

有法谚说，“法律不外乎人情”。当然，这里的“人情”，并不是托关系走后门的徇私情，而是指发于人性的人类共同道德感情及民情秩序，本质上是自然法与习惯法。法律的制定、执行，都应该依托于人情、天理，而不应脱离于此，更不能相悖于此。不少案件之所以会引起公众极大的反对声音，就是因为机械执行法律条文，或滥用自由裁量权，而有悖天理人情。

随着汽车拥有量不断增加，到外地自驾游也越来越普遍。交通执法的目的，是维护交通安全，而不能成为一些部门敛财的手段。此前出现的执法争议，有些是因为交警对法规的理解不同，有些则有“创收执法”的嫌疑。要减少争议，需要对违法情形进行更加明确的定义，减少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

在核心小家庭、各方权利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当婚姻双方都要明算账的时候，法律与司法就应该不偏不倚，公正地给各方算清账、算好账，而不是和稀泥或玩“双标”。

选择正确做事的，肯定最简单最保险，毋庸担责、不怕出错；选择做正确事的，必须担当、需要执著，在常识上实事求是，在常理上感同身受，在常情上接纳包容。如是这样，日常基层一线管理者在能力范围内，才能主动换位思考，才能主动将自由裁量权的那把尺子倾向民众幸福需求的一端。

近两年随着法官的自主裁判权和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增强，“类案不同判”引起的社会争议越来越大。 最高法：发现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等4种情形的，承办法官要进行类案检索。 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原秘书长李轩：最高法的指导意见不是强制性的，法官不照做也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如果要想产生硬约束，还需要作进一步解释，甚至修改法官法”。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艺术类的专业考试，依赖考官的打分，主观性强，考官的自由裁量权比较大。权力大，缺乏制约，就给了腐败滋生空间。 绝大多数艺术院校是有国家财政支持的事业单位，学校教师是公职人员，以学校赋予的招生考试权限谋取个人私利，是严重的腐败。只有严查招生腐败，才能维护艺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