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人的隐私权不能以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为代价。《艾滋病防治条例》有必要加以修改，保障亲密关系中双方的知情权，进而确保生命健康权不被侵犯。

替艾滋病感染者考虑，不意味着鼓励隐瞒，而是要锻炼他们的告知技巧。“谈艾色变”的公众心理，才是艾滋病防治的症结所在。“仔细想想，感染者到底为什么要隐瞒患病事实，最主要原因恰恰是大众对于这个疾病和感染者的污名化和歧视，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

应加大对隐瞒艾滋病病史的法律处罚力度，尤其对于因隐瞒病情导致配偶感染的案件，应依法严惩，以起到警示作用，让隐瞒病史者付出更大的代价。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书面答复南方周末记者称，消除儿童艾滋病，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消除艾滋病毒的垂直传播，也就是从妈妈传给胎儿或者新生儿，其主要原因是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准妈妈们或哺乳期的新手妈妈们，没有尽早接受规范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来阻断艾滋病毒的传播。 “受全球经济困境和地区冲突的影响，各个国家本国对艾滋病防治投入的增加没能填补国际资金的减少所造成的空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新发感染控制率的长期停滞，甚至“有了较大幅度的反弹”。

“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岌岌可危。如果我们没有取得快速进展，那么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也将丧失殆尽，因为疾病大流行会在新冠疫情、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和其他危机中滋生蔓延。” 除了提供免费的抗病毒治疗外，中国在过去两年的国家医保目录谈判中，陆续将必妥维、多伟托等多款HIV新药纳入医保，降低患者用药的经济负担。 “总有些人错误以为防艾只需关注所谓同性恋群体或者性工作者这些‘重点人群’，其实年轻人和老年人‘两头翘’的新发病例还是不断涌现，防艾应是面对全人群的。”

2005年之前，我国HIV新发病例一直以注射毒品和经血途径为主。近年来，注射毒品和经血途径导致的HIV传播得到显著控制，但性传播病例却快速上升。尤其是青少年、中老年两大人群的感染者比重攀升的现状，被形象比喻为“两头翘”。 在2020年艾滋病防治“90-90-90”目标未达成后，在2021年6月8日联合国召开的第七十五届艾滋病高级别会议上，各国又承诺了更高标准的“4个95%”目标。从全球层面看，中国艾滋病防治成绩已属上乘。 随着我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突破100万，艾滋病防控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重。应深化推进实施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综合干预、扩大检测和治疗、社会综合治理、消除母婴传播、学生预防艾滋病教育“六大工程”。

编者按： 2020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根据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的通报，2020年1月至10月，全国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11.2万例。 如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样，在社会各方的合力之下，中国有效遏制了艾滋病的蔓延态势。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104.5万，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但由于传播影响因素更加复杂，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2004年是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转折点，这一年，“四免一关怀”政策施行，包括免费抗病毒治疗、免费自愿咨询检测、免费母婴阻断、艾滋病遗孤免费就学、对艾滋病患者家庭实施关怀救助。 “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被动局面，也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根基。回顾“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地的过程，既是梳理全社会在危机之下所作出的共同努力，也是对未来的借鉴。

在大中城市，超过半数的新发艾滋病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东北的省会城市，其占比甚至超过了70%。如果不能将男同这个特定人群控制好，可能导致整个国家艾滋病防治体系失效。

在云南个旧工人村，她们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以一次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着身体。在等待客人到来的间隙，她们会搬张小凳子坐在巷口，熟练地拿出针线，编织毛衣、十字绣或是足有七层厚、镶着玫瑰花边的鞋垫，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神色。时间久了，周围的居民们带着嘲讽与无奈，给她们取了个名字：“毛线鸡”。她们卑贱而坚忍地顶着这个名字生存着。

个旧是全国艾滋感染者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之一。在个旧官方采取种种举措对抗艾滋病的蔓延时，民间也组织起来开始自救，其中还包括不少艾滋病感染者。除了治病和生存，他们更渴望的是尊严的回归。“即使病了，我们也是一样的生与死，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