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煤矿到电厂建起了直通铁路，有了点对点的运输，就基本斩断了这条利益链。但现实是，国内的不少发电厂尤其是民营发电厂还不具备火车运输的条件。

我，一个习惯了混凝土、外卖软件和24小时电力的人，在这里几天，就感受到种种不适，那么翁丁呢？

这个男人30年的人生就这样消耗殆尽了。回家时，口袋里只有3300块钱，这是他自己在30年人生中积攒的全部积蓄。 菲菲告诉我，她也看过《活着》。看完之后，也从这本小说里发现了勇气，“主人公福贵的苦难才是苦难，我的苦难太模式化了”。

从蒲公英离开那天，我开始理解李一诺、申华章，还有很多创新学校创始人、家长们的想法。一所学校如何教育孩子，或许真的会为他们导向不同的人生。但对置身其中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个代价太大了。一土办学这些年，资金、场地、资质一直困扰着他们，蒲公英更是如此。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转播车比人高了几倍，好几排机器在眼前错落，密密麻麻的线在地上层层叠叠，人群进进出出，声音此起彼伏。在那个显得混乱的场景中，一种秩序缓慢而坚定地运转，身处其中，她感到一丝安定 “我很怕让别人失望，所以我每一次都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让我活着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每一次一上线大家说还不错，然后松一口气，下一次又是这样，不断地循环往复”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我也得过银熊奖，但历次盘点中国人在三大电影节成就的时候几乎没有被提及过。后来，我就变得不太爱去说这件事，可是身边人也在鼓励我去讲讲，让大家记得还有《红粉》这样一部电影。” “有一次一个记者问我中国有多少女导演，我下意识说人数挺多的，仅仅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来讲，粗略地算了一下，比较活跃的女导演就有二十多个，他们当时一片哗然。有人和我说当时北影厂女导演等于世界上所有女导演总和。”

一切正在发生，也还未发生。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