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曾进行过一项关于性别羞辱词汇的调研，发现有关女性的俚语中有90%是贬义，而有关男性的只有46%是贬义。

根据对契丹文的破译，契丹语是蒙古语的近亲，但并非蒙古语的直系祖先，而是兄弟支系。换句话说，契丹语是蒙古语的叔伯而非父亲，如此鲜卑语应该就是蒙古语的叔祖而非爷爷。汉文古籍记载鲜卑、契丹、蒙古都出自东胡，又与现代语言学和基因检测相符。史载匈奴和东胡世仇，语言不通，而基因也证明匈奴人并非现代蒙古人的直系祖先。 “阿瓦尔”一词的释义，也正是通过比对蒙古语复原出来的。历史上的鲜卑人名，如今很多也得到了破译：比如拓跋其实是“地主”的意思，且“拓”还是借自汉语“土”；宇文就是“草”；慕容就是“钝、秃子”，和成吉思汗部下“木华黎”是同源词。

两支古农夫——黄河古农夫与长江古农夫在新石器时代激烈混合，华夏族由此诞生。基因上看，现代南北汉族的差距很小，仅为8000年前东亚南北人群的差距的四分之一。这说明两支农业人群融合度非常高，融合之后的新族群，掌握了东亚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兼并周围其他的亲戚。而这些亲戚，本身又是两支古农夫衍生而来。

2009年7月11日，著名学者季羡林逝世，以98岁的高龄告别了世界。他是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是北大唯一一位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他一生潜心学术，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尤精于吐火罗文，翻译了大量优秀作品。他酷爱读书和写作，几十年笔耕不辍，写出了上千万字的书籍文稿。他学为世仰，却淡泊名利，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生活中的他，是个豁达幽默的人，曾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有人好奇远古人物的口音，就有人想给电视剧里的纣王配上谁也听不懂的“古人的口音”。2015年，自学语言学多年的郑子宁萌发了这个想法。既然有学者构拟出上古音，为什么不把研究应用得更好玩呢？

在官场中，在那些见诸文件的称呼之外，官员之间还有另一套“称呼”的学问。例如，“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饭局上，称县委书记为老大。“称呼学”的流行和称呼的变化，反映着社会心理的变化。

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有一篇文章《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此文一度风行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968年的夏天，我从一份油印的传单上看到它，一口气读了好几遍，他用“电光石火”来比喻灵感，还用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形容词，让我至今不忘。

在她们原有的观念中，骂人是可耻的。但是，革命打倒了旧道德，骂人不再可耻。无耻是什么感觉？是一种解放感。它使我们挣脱了道德的枷锁，扔掉了规矩、习俗、舆论合制的紧身衣。因此，她们体会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品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

语言反映社会，政治语言的泛化尽管成败各异，但仍不免让人构想出这样的画面：政治语言颐指气使，像个封建大家庭的老爷。日常语言蜷缩在角落里，大气不敢出，像个受气的小媳妇。而情爱话语则像被关进黑牢里的小偷，只能在铁窗后面伸头探脑。

禁忌语至少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生活禁忌语，一种是政治禁忌语。前者比后者寿命长，后者比前者威力大。前者经得住岁月的汰洗，后者往往政改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