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息优先派VS降准优先派：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当下，降准在2026年不必然是优先选项。对于修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而言，利率工具是更直接的选择；关注并维持基本的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主旨并非维护银行利润，而是守护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健性以及信贷供给的可持续性。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6%-7%）相对成熟经济体（通常低于3%）仍有下降空间。 要让货币政策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的田里，光放水不够，还得修好水渠；在经济修复过程中，货币政策输送流动性作为存活的氧气。经济机体的真正康复，仍需依赖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与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政策要避免“各唱各的调”，得抓住几个协同关键点。

基于对2025年宽松货币政策及增量财政政策的预期，被调研机构无一家做出“债牛”行情已经结束的判断。 判断债牛的重要原因是宽松的货币政策。2025年，央行将陆续推出降低存贷款利率（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准）等举措。机构配债需求旺盛仍将延续。 需要注意的是，伴随平滑机制逐步整改落地，理财产品失去了应对未来债市下跌的“缓冲垫”，组合价值的波动将明确反映在净值上。

9·24金融新政，尤其是两项针对资本市场的创设工具，中央政治局透露的不寻常的积极信号，点燃了A股投资者的热情。 作为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另一大支柱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发力？区别于以往对投资拉动增长的观点，多位经济学家均认为消费应成为财政政策更为看重的发力点。 在股市大涨的时候，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各方面需要保持冷静。资本市场还有一系列问题待解。

在欧洲各国纷纷减少法定工作时数的情况下，希腊却反向操作，这决非历史不经意打出的一个响嗝，它是2009年雅典主权债务危机之后财政政策持续收紧的最新一步。

美国从次贷危机爆发初期的反应滞后到危机爆发后亡羊补牢，其快速识别和研判风险，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果断对冲风险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政府收储”模式下，西班牙政府的干预主要是迅速切断房地产危机向金融体系蔓延的传播链条。同时，政府的初始资金规模相对问题资产规模较低，且基本采取市场化手段对问题资产进行消化。 新加坡政府陆续推出包括暂缓土地出让、给商业工业房产提供回扣、产业税回购和救援配套等措施。

2020年进一步减税空间不大，重点应该把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好。经济下行压力仍在，还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2020年积极财政政策上，财政支出规模会有所扩大，可以适当提高赤字率、专项债规模，财政资金应用上要保障重点领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