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海道上旅行，增加了信息的流通，提升了人们的认知，横滨的开埠也让国外文化知识开始传播，德川幕府追求的与世隔绝、自给自足，被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进程打破了。这种开放是不可逆的，从黑船事件，到倒幕运动、明治维新，这个岛国再也无法偏安一隅。 可以说，这就是当年那些走在东海道上形形色色普通人的使命。

每年五月底至七月底是四姑娘山户外运动的“旺季”。四川雪山之巅俱乐部创始人扎西格绒称，从6月1日至7月15日，他们已经接待了219位青少年，“每天都有好几位”。 相较于走国内高考路线，登山更像是经济实力雄厚的中产家庭子女出国留学的一条小众赛道。不少青少年户外教育机构推出高海拔攀登项目时，常常在宣传里也特意强调这一点。

广州再次进入“全运时间”。这座城市的运动会DNA有多强？从广州首次成为全国前三的城市经济体，到粤港澳大湾区登顶全球湾区，38年弹指一挥间，快来看看这部微电影里，有多少我们共同见证的历史时刻？

“在少数族群、宗教、人权等问题上，印度常常受到西方媒体乃至政客的抨击，这给了卡里斯坦运动组织者活动空间。而在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密切联系之际，这些组织趁机闹事，更能制造国际声势。” “印度政府希望把印度教作为国家统一的文化符号，这让作为少数族裔的锡克教众担心自身空间受挤压。相较于经济损失，这种身份和文化焦虑可能是锡克教群体更担心的。”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和城市进行的各类“承包制”改革显然与“集体化”存在张力，但共同富裕仍与更为宏大的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关联。 刘元春说：“我国推行的共同富裕不是西方社会理解的以再分配为主的社会运动，而是一套制度和政策体系。” 这套指标体系既包括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常见经济指标，也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阅读率等发展指标，还包括转移支付依赖度、养老基金盈余度等反映可持续性的指标。 嘉兴市委书记张兵说得更加具体：“根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国家转移支付资金、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教师医生编制等资源要素，破解公共服务、资源要素供给与常住人口规模不匹配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2年3月10日《南方周末》）

俄乌战争是四方博弈，前台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打明仗，幕后是美国与欧盟打暗战。所谓物极必反，俄乌战争表明北约东扩已近极限，凝聚力开始下降，离心运动开启。 北约东扩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行动链条：在俄罗斯周边发动颜色革命或战争-建立亲美政权-加入北约-军事进逼，这是一套组合拳。

主办一场全球最大规模的体育赛事，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而言，都是一场巨大的考验。新冠疫情则让主办方在健康、经济、社会、政治等要素间的权衡变得更为复杂。一场史无前例的奥运会正拉开帷幕，在“国家紧急状态”下， 20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日本多个城市进行为期17天的比赛。愤怒与期待、疲沓与不安背后，人们祈祷着一切顺利。这不只关乎一国一城的命运。

尽管拥有相同或相近的肤色，亚裔群体却更具多样性，他们至少来自45个祖籍国，使用一百多种语言，还有着不同的文化习惯、政治信仰与身份认同，多样化的亚裔群体缺乏集体行动的逻辑。 “这样一个集体身份的概念仍然难以捉摸。但是，政治以及经济正义运动正让亚裔成为一个日益增长的统一体。”

乔伊斯·拉德纳在1980年代看到了福利制“甜毒”发作的开头，看到了“和白人一样的梦想”是如何消逝的，看到了平权运动带来的政治地位改善被滥用。三十多年后，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黑人）看到了“甜毒”发作的晚期，溃烂的社区、崩溃的家庭、失去自立能力的失败者群体，以及更为深刻的种族隔阂。种族问题？一言以蔽之，种族问题的表象之下是政治问题，不是福利制度“做得还不够”，而是“做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