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AI，但真正规模化部署依然稀少，真正跑通业务流程的企业是少数派。 不少金融机构反馈AI应用效果不达预期，投入产出比不高。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业对AI应用尚处于尝试阶段，还未真正打开业务流程，重塑作业模式。 展望未来，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是否引入AI，而在于是否能重构组织，把人和AI放进同一套流程。 未来的工作范式将是人类、AI智能体与机器人三者之间的深度协作。

硅谷成为整个美国经济依靠的大山。这背后是AI投资从早期通用模型等领域的投资，逐渐转向非传统基建投资的变化。 巨头们正在通过延长GPU等硬件的“有效使用寿命”来低估折旧，以此降低成本，粉饰了真实的投入和盈利情况。 华尔街帮助巨头们设计出了更高级的玩法——SPV。“2000年前后的电信行业泡沫就出现过类似情形，当时这类模式被称作‘供应链金融’。”

对于尚在襁褓中的新事物，初到浙江的包祖明指出，“阿里金融模式这一新生事物在世界上不曾出现过，实现商业模式向金融模式的转变并不容易，其中会涉及不少问题，风险值得重视。” 2013年，银行业监管检查分析平台（EAST）研发成功，包祖明深度参与了研发。目前，EAST系统已更新至第五代，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加强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 在浙江工作期间，包祖明特别重视将普惠金融创新的“浙江实践”成果升华为理论。包祖明到任深圳不久，2024初，深圳金融监管局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做好深圳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实施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

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信贷平台及其控制的小额贷款公司纷纷选择“合纵连横”，形成更为复杂的“网状结构”，让不同层级不同需求的借款人都有可供选择的贷款平台。 利率差异大。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利率最低至2.88%，民营银行的小额网贷利率普遍高于传统商业银行，最具代表性的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的小额网贷年化利率均为18%，网贷平台更有高于30%的年化利率。 9家在美上市的网贷公司中，5家公司的第一大业务收入发生变更，商业模式由轻转重，且有分化之势。

有别于国内其它地区，浙江金融管理部门和科技部门在科技金融领域不当“运动员”，只做“服务员”。 以人定贷，是浙江科技金融模式的创新，目前已走出浙江。 杭州银行的事业部制和投贷联动模式、工行浙江分行的“投长投硬”、建行浙江分行的专利质押主担保和科技评审表，呈现出百花争艳之势。

深圳科技金融创新更聚焦初创期和高成长期的科技企业，一年之内首创两款专属科技金融产品。 “科技初创通”通过深度挖掘海量数据，为“死亡之谷”的初创型企业精准画像，打通融资“最初一公里”。 “腾飞贷”则将银行从传统的“看抵押、看担保”转变成“看未来、看成长、看技术”，并通过法律文书约定银行分享企业未来的成果。

在科技信贷的底层业务逻辑上，仍然是“银行选择企业”的传统信贷审核模式。 科技发榜、银行揭榜、揭榜即贷。这倒逼银行在内部信贷审批体系上创新。 相对于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的创新难度更大、相关研发能力比较弱。“保研发”仍是探索阶段。

无论国外银行还是中国的银行，其实都面临估值陷阱，整个银行业估值水平在所有行业当中最低。这表明整个银行业面临内在商业模式层面的挑战。 这逼迫银行重新思考财富管理业务是产品销售导向还是客户价值创造导向。因为过去的中收是卖产品式的，卖一笔提一笔佣金。而国外的财富管理的业务考核基于对客户的资产回报率。 在现有框架内肯定难以突破，科技金融需要创新能力和机制推动。  

在长达三十年的低息时代，日本银行业净息差持续下降，在2020财年以后降至0.6%。 利用西方金融机构因雷曼事件受到削弱而被迫缩减在亚洲业务这一事实，日本大型商业银行集团加强了海外业务。如今，这些海外业务是大型银行集团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日本逐步推进金融放松管制，日本银行业开始摆脱传统银行业务，转向更多元化的金融业务模式。

省级联合改革动议于14年前，至今进入第三轮提速之中。 本轮省级联社改革缓慢，核心难点在于农村金融的双重目标特性，社会性与商业性难以平衡。从现实角度而言，明确省级联合银行定位是关键。 尽管一省一策，但省级联社“联合银行”模式“获宠”。